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近年我國電子廢棄物產生的速度十分驚人。據2010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發布的報告，我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電子垃圾生產國，每年生產超過230萬噸電子垃圾，僅次于美國的300萬噸；到2020年，我國的廢舊電腦將比2007年翻一番到兩番，廢棄手機將增長7倍。電子廢棄物在回收及綜合利用過程中，不同程度存在著污染環境和損害人體健康的現象，亟待引起重視。
由于國家推進“綠色照明”工程，我國第一批財政補貼推廣中上市的上億只老舊節能燈正進入集中報廢期，且未來每年消費量將超過10億只。老舊節能燈因為含有汞、鉛等有毒有害元素，被專家稱為是僅次于廢電池的第二大生活垃圾“汞污染源”，與之相對，我國節能燈回收處理體系卻非常“幼稚”，如處置不當，污染風險不容忽視。
集中報廢威脅環境
2008年國家啟動“綠色照明”工程，城鄉居民購買使用中標企業節能燈由財政補貼50%，企事業單位等大宗用戶購買補貼30%。此外，還通過實施“‘光明行’公益工程”向邊遠山區捐獻。
在此背景下展開的中國各地節能燈推廣非常迅速。如湖南省長沙市2008年至2011年共推廣高效照明節能燈360萬支，其中2011年推廣161萬支，為湖南省發改委下達任務的2.3倍。
專家稱，考慮到首批上市的節能燈使用壽命一般為3年，據此判斷第一批財政補貼推廣中上市的上億只節能燈正進入集中報廢期。
長沙市兩型辦主任吳德峰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節能燈比普通白熾燈節電80%，全市推廣360萬支節能燈，年節電約1.79億度，減排二氧化碳17.1萬噸。而根據國務院發布的節能減排綜合工作方案，國家“綠色照明”工程通過財政補貼的方式向全國推廣高效照明產品1.5億只，一年可累計節電290億千瓦時，少排放二氧化碳2900萬噸、二氧化硫29萬噸。
在長沙、北京等地沃爾瑪、家樂福等超市，節能燈琳瑯滿目。在一些國際品牌的包裝盒里，有張被折成小方塊的說明書。在這張紙片背面或者一角，附有一張有毒有害物質和元素表，顯示節能燈毛管、燈頭、鎮流器、塑料件四大構成部分不同程度存在鉛、汞、多溴聯苯等有毒有害元素。按照信息產業部發布的《電子信息產品中有毒有害物質的限量要求》，有的螺旋形電子節能燈毛管中的鉛、汞，鎮流器中的鉛，塑料件中的多溴聯苯、多溴二苯醚超標；而有的節能燈則在毛管、燈頭、鎮流器全部鉛超標，毛管中汞超標。
長沙市兩型辦綜合處介紹，相關研究表明，廢舊節能燈特別是老式熒光管中汞含量平均約0.5毫克，僅夠沾滿一個圓珠筆尖。但若滲入地下后，足以污染約180噸水及周圍土壤。此外，廢棄的節能燈管破碎后，瞬時可使周圍空氣中的汞濃度嚴重超標。一旦進入人體，可能破壞人的中樞神經。
有業界專家認為，隨著白熾燈逐步消亡，我國年消費量可達10多億只。雖然近年來技術不斷進步，節能燈汞污染等問題大大減輕。但就早期生產的節能燈來看，很多產品因為當初的工藝技術比較落后，汞污染等問題比較突出。
回收渠道匱乏
中國人民大學環境學院環境經濟管理系主任靳敏說，推廣節能燈實現了節能減排，但“用起來很節能、收回去沒渠道”已成當今電子廢棄物突出問題之一。
《經濟參考報》記者近期在北京、武漢等地走訪，發現無論是超市還是廢品回收站，廢舊節能燈“白給也不要”。北京一家燈飾店老板說，曾有企業搞公益回收，卻被人認為要把節能燈收去翻新再賣。節能燈回收箱要墊海綿，運輸得小心翼翼，搞回收純粹“賠本兒賺吆喝”！
一家照明企業業務經理說，在中部一些大城市社區開展的公益活動，往往半天也收不回幾只節能燈，而垃圾桶、垃圾站里混在雜物中的廢舊節能燈時常可見，被當成普通生活垃圾被送填埋場或焚燒處理。無奈，活動組織者只好告誡居民不能將廢舊節能燈敲破，不能給小孩玩，套個塑料袋再扔。
上海電子廢棄物交投中心擁有一套年處理廢舊節能燈1700噸進口裝置，在國內非常罕見。在這類處理線上，佩戴防護裝備工作人員把廢舊節能燈送進處理設備后，經粉碎、汞吸收等工序回收。據了解，上海電子廢棄物交投中心一位工作人員嚴重“吃不飽”，主要靠一些機關單位送點廢舊燈管過來。
需多管齊下
長沙市再生資源協會秘書長周儆提供的資料顯示，與中國“一扔了之”相比，日本、歐美、臺灣地區廢舊節能燈回收率達80%以上。周儆等人赴臺灣考察看到，“中國電器公司”及其控股公司“中臺資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形成了一個制造、銷售和回收廢棄照明光源循環體系，汞、熒光粉、玻璃的回收利用率分別達100%、60%和30%。在地方公告應回收項目(照明光源類)管理基金補貼下，“中國電器”處理社區上繳廢燈管生產線保持著正常負荷運行。
相關專家結合海外經驗，建議未來推進廢棄節能燈回收從三個方面入手：
一是大力宣傳廢節能燈不能“一扔了之”。雖然節能燈2008年就被納入《國家危險廢物名錄》，但社會至今仍只知其節能之利、不知污染之害。為此，要加大宣傳力度樹立節能燈作為“危廢”嚴禁隨意丟棄和非法處理的社會共識。
二是強化生產者環境責任。目前，我國“電子信息產品中有毒有害物質的限量要求”屬于行業性推薦標準沒有強制力，為此可探索率先在節能燈這類“危廢”電子產品領域率先建立強制性行業標準切實降低污染，同時要求廠商在廣告、產品包裝、銷售現場醒目警示污染風險。
三是加大財政介入力度。從一些先進國家和地區經驗看，廢舊節能燈回收有銷售市場、社區和民間環保組織三種渠道。鑒于節能燈易碎、資源回收利用價值低且處理成本高，國家應將其回收利用納入財政支持范疇。要制定實施細則扶持社區、企業、環保公益組織設立固定回收點；對居民上繳廢燈給予物質鼓勵；把節能燈推廣財政補貼與中標單位建立回收機制相掛鉤；對企業和中心城市在合理規劃范疇內建立無害化處理中心，給予財稅扶持。
在深圳工作的仰雙全家有一個專門擺放各類充電器的儲物盒。其中，僅手機充電器就有6個，它們接口互不相同：自己使用的iPhone特有的30針dock接口和諾基亞常用的細口，女朋友的三星手機是Micro-USB接口，還有一部閑置的聯想功能性手機使用的是mini-USB接口，另外兩個充電器是過去使用的手機或丟了或壞了而閑置下來的，一個諾基亞粗口的和一個索愛手機的。
據介紹，手機充電器主要分為線充和座充兩種，而以線充的充電接口作區分，目前，市面上存在的充電器多達30多種，如今仍常用的約12種，即使接口相同，電壓和電流可能還不同，實際種類就更多了。
工信部今年3月底發布的數據顯示，我國手機用戶已突破10億戶。以每個用戶平均3年更換一次手機的頻率計算，每年被替代的手機將達3.3億部。這也意味著，每年閑置出來的手機充電器超過3億個。
與手機充電器同樣“泛濫”的還有筆記本電腦的電源適配器。據業內權威的市場研究機構最新數據，2012年全球筆記本電腦和平板電腦出貨量達3.3億臺。
在廣州太平洋電腦城從事PC銷售6年的陳淙淙介紹說，市面上主流的聯想、惠普、索尼、戴爾等品牌的筆記本電腦的電源適配器基本上不能通用，它們接口各異，更重要的是，電壓和電流不同，一般情況下聯想thinkpad的輸入電壓是20V，戴爾有19.5V也有20V，惠普一般是18.5V，索尼則是19.5V。
即使同一品牌，也因為配置不同，電源適配器的電壓和電流也大小各異。
國際電聯的一項研究顯示，制造一部手機充電器的材料重量約占手機和充電器總重量的20%-30%。這意味著，廢舊手機充電器中所含有的貴金屬和可再生資源的數量相當可觀。
陳淙淙說，且不說充電器泛濫帶來的巨大資源浪費，對個人消費者而言，這也是巨大的浪費。目前，一部手機充電器的價格約在50元至150元不等，而筆記本電腦的電源適配器就高達四五百元。以手機充電器為例，按每年被替代3.3億個計算，也就相當于消費者的財產損失最多達500億元。若每個充電器約30g，那么就意味著一年產生的電子垃圾近萬噸，并因此產生300萬噸溫室氣體。
中山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教授李適宇說，盡管人們對電子垃圾對水體和土壤，進而對人體的危害已經有所認知，但充電器的危害卻往往被忽略。和大多數電子垃圾的成分類似，廢舊充電器中也含有汞、鎘、鉛等重金屬和廢塑料，它們都是水體和土壤污染的主要殺手。
以色列國家環保部最新研究表明，長時間與充電器接觸，易增加罹患癌癥風險。負責該項研究的科學家說，因夜晚休息時人體不會分泌可減輕輻射線危害的黑色激素，若臥室甚至床頭旁放著充電器，最容易對人體造成危害。若未保持半米以上的安全距離，手機專用的充電器等所散發的輻射，將使人體如同暴露在高壓電源線底下。
中科院廣州地球化學研究所研究員于志強表示，盡管相關研究還未能完全獲得臨床驗證，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手機充電器、筆記本電源適配器等含有變壓器的電子垃圾輻射超過了電腦和手機本身，應及時處理。正因為其危害在現階段不能完全清楚知曉，加上越來越龐大的數量，這一潛在的風險更加不容忽視。
《經濟參考報》記者在廣州、北京等采訪發現，幾乎每家每戶都有“不知如何處置閑置充電器的煩惱”：新舊經常弄混，家庭成員之間也常常分不開哪個充電器是自己的。在廣州太平洋電腦城、深圳華強北電子城及北京中關村等電子產品集中地，與目前廢舊手機回收相比，充電器的回收明顯滯后，不可能與手機一起進入二手市場或廢舊市場被再利用。
專家建議，盡快修改充電器國標以實現充電器標準的完全統一，并通過實施“機充分離”，減少重復生產和消費。
遼寧省沈陽市梅江東社區的張慧梅熱心環保事業，3年時間回收了近500千克的廢舊電池，卻面臨無處可送的境地。長沙市人民中路長鑫花園小區秦秦小朋友從電動玩具、遙控器等小家電中攢了3公斤廢電池，也不知往哪送。
電子產品普及的同時，作為電子產品必備配件的電池也快速增長，年報廢量已達95萬噸。電池中含有鉛、銅、鋰、鋅、錳、鎘、鎳和鈷等金屬，具有較高回收價值。但是，在我國，廢舊電池回收潛力巨大卻遭遇尷尬。
專家指出，經過二十余年努力，回收廢舊電池的環保觀念已經被多數人所接受。但是，個人熱心無處可送，企業回收獨木難支。目前許多地方的政策都是“不鼓勵不反對”，這容易挫傷社會公眾參與環保的積極性，也讓電池回收處于尷尬境地。為環保考慮，如果把這種閑散的民間回收行為變成系統的政府主導、企業運作、社會參與的行為，電池良性循環就能實現。
電池集中回收與否一直存在爭論。一派觀點認為，按國家要求，現在禁止生產汞含量大于電池重量0.0001%堿性鋅錳電池，干電池基本實現無汞；日常生活產生的廢鎳鎘、氧化汞電池不按危險廢物管理，可分散與生活垃圾一并處理，不會造成環境污染；現行條件不鼓勵集中收集處理。
這種觀點的依據是，2003年10月9日，原國家環境保護總局、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原建設部、科學技術部和商務部聯合發布的《廢電池污染防治技術政策》(以下簡稱《技術政策》)。其中指出：“廢一次電池的回收，應由回收責任單位審慎地開展。目前，在缺乏有效回收的技術經濟條件下，不鼓勵集中收集已達到國家低汞或無汞要求的廢一次電池。”
北京師范大學化學學院博士后毛達卻認為，這一規定有其合理之處，但在實際工作中，一些地方環保官員往往將之模糊地轉述為“國家已經不鼓勵收集日常生活中產生的廢電池”，并以此回應公眾的疑惑。但是，他們在表達此觀點的時候，往往不會提及日常生活中仍然使用著的一些危險性廢電池(如含汞扣式電池、含鎘充電電池)應該如何處置。
根據《技術政策》要求，我國2005年1月1日起停止生產含汞量大于0.0001%的堿性鋅錳電池。目前，我國電池的用汞量呈逐步降低的趨勢。但是，中科院廣州地球化學研究所程和發研究員的研究表明，從1995年至2009年，中國電池產業的用汞量已從每年582.4噸降至140噸。廢電池的含汞量大幅下降，但仍占生活垃圾含汞總量的54%，仍是我國含汞最多的生活垃圾。
有業內人士指出，干電池基本無汞是理想狀態，雖然大電池企業生產的電池目前都做到了低汞化或無汞化，但大量小企業生產的電池還存在高汞現象，許多假冒偽劣低價一次干電池的含汞量也可能超過國家標準。
毛達認為，無汞化或低汞化政策不足以控制廢電池重金屬污染。目前，大量含汞紐扣式電池和低汞一次干電池仍然被大量生產或使用。鎳鎘電池產量仍達4億只，存在類似汞的鎘污染風險。考慮到我國混合垃圾的末端處置場所，如垃圾填埋場和焚燒廠的污染防治還處在不高的水平，將廢電池所含的有害物質集中留到末端進行治理，風險很高。
專家指出，經過多年環保觀念培育和技術進步，我國應當與時俱進，借鑒國外經驗，建立健全廢舊電池回收體系和相關法規，支持行業發展，開發城市礦山，變廢為寶。
經一位走街串巷的“破爛王”指點，《經濟參考報》記者在距中關村不遠的海淀區石板房南路一側，找到了一個十分繁忙的收購、翻新、銷售舊家電的市場。大門一側空地上，有位女店主戴著手套將浸透了化學清洗劑的衛生紙，像女士敷面膜一樣緊緊貼在舊的分體空調室內機上，曬干后將“面膜”一揭，空調塑料殼立即變得光鮮如新。彌漫著一股塑料味和化學藥劑味兒的市場里，舊家電垛成的“小山”間，有不少出租房屋、開小旅店的人光顧。
而在北京華新綠源環保產業有限公司廠區，記者看到，停止運轉的生產線上只有幾名工人在做維護保養。這還是目前北京市唯一列入國家廢棄電器電子產品處理基金補貼的企業。該公司總經理王建明說，由于國家“基金補貼”運行細則尚未出臺，公司的家電拆解線暫時停產。據了解，北京市每年產生的各種廢舊電器總量約600萬臺(套)，而公司去年業務最高峰期“四機一腦”拆解量只有180萬臺，大量電子廢棄物流向了二手市場和“作坊拆解”。
在長沙、武漢等城市，二手電器市場都很“火”。店主和雇工們在此用改錐、鉗子等工具先敲敲打打拆解，從散亂的零部件中選取有使用價值的組裝“二手電器”。無法修復的破機殼、銹喇叭、斷裂電源線、破損線路板等，有的扔掉或付之一炬，有的銷往“下游”。
廣東省汕頭市貴嶼鎮擁有5000多個家庭拆解作坊、超過10萬人從業，是國內外電子垃圾的“下游終點”之一。《經濟參考報》記者6月在當地采訪時，發現這里的部分河溝水黑如墨，空氣中不時彌漫著酸腐或者塑料燒焦的味道。鎮里到處是電子垃圾回收站和掛著各式各樣招牌的廢舊電子配件店鋪，路上滿是大小貨車滿載廢舊電子物品穿行。貴嶼鎮村民李偉明說，20多年來，拆解電子垃圾為常年內澇的貴嶼人解決了生計問題，很多人還借此成為千萬甚至億萬富翁。
在貴嶼鎮一個小作坊，記者見識了當地盛行的“王水酸洗法”：僅有手套和口罩防護的工人們把芯片、電路板等浸泡在不同的強酸溶液中，“洗”出包括黃金、白銀等在內的各種金屬，但也產生直排大海的大量含重金屬、有毒化學物質的廢水，揮發大量直接排入空中的有毒氣體。在這里，還有人用火烤線路板、用火燒電線電纜。一天跑下來，人會變得“灰頭土臉”，白天吸入鼻孔的大量酸臭味兒讓人連喝水都感到惡心。
當地干部告訴記者，貴嶼鎮2006年便開始籌備建設循環經濟園區治理污染。但時至今年6月，規劃為循環經濟園區的土地仍然空空如也。當地群眾稱6年來看了兩次所謂“奠基開工”，但園區就是沒建成。
在國內一些“非法拆解”泛濫之地，總有人訴苦說，小作坊多如牛毛且很隱蔽，而政府負責監管的只有幾個人，根本管不過來。但從臺州、肇慶等地實踐看，地方和監管部門靠從如下層面入手治住了“小拆解”：
一是要構建“環境保護網格化管理體系”。圍繞治理目標，基層組織中村居(社區)層面，可推行環保聯絡員制度；在鄉鎮(街道)乃至區縣(市)層面，則要明確各級行政一把手是轄區環境質量管理第一責任人，訂出年度目標考核實行“一票否決”。
二是要用聯動機制破除“九龍治水”。要以環境整治協調機構為主體，統一指揮并令行禁止。
三是制度設計要健全。這既要培育好新興產業吸納人員轉崗就業，更要圍繞長效機制建立生態環境保護責任制、減排工作目標責任、河流交接斷面水質考核辦法、聯合執法和案件移送制度、環境違法企業停水停電制度、綠色信貸管理辦法、信用評級制度、環境信息互聯互通等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