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日前從多個權威渠道獲悉，企業“三角債”抬頭風險受到高度重視，工信部、銀監會、商務部等多個部委已經開始密集調研摸底，近期將會形成調研情況及政策建議報告并上報國務院。
　　“工信部22日就國務院批示的關于企業‘三角債’問題召開研討會，邀請了煤炭、電力、機械制造、鋼鐵和有色金屬五個行業協會參會，摸底相關行業的債務風險。”一位接近工信部的知情人士表示，工信部已經就相關問題開始調研。
　　記者還獲悉，銀監會21日邀請相關行業協會召開會議，研究討論當前“三角債”的規模和風險等問題，并已將相關報告下發到幾家重要的國有商業銀行和政策性銀行。
　　在接到國務院批示的報告之后，“商務部高度重視，已經組織部內相關司局、相關協會展開研討并開始赴各地調研。調研的主要內容集中在外貿企業的收匯情況，以及內貿流通企業的應收賬款回款情況。”一位接近商務部的人士表示。
　　記者獲悉，除上述三個部門之外，國家發改委、住建部、人民銀行、國資委等部門也接到國務院相關批示并開始展開調研摸底。與此同時，煤炭行業協會等一些行業協會也計劃近期就本行業企業“三角債”問題展開摸底調研。
　　記者了解到，上述引起國務院高度重視并作出批示的是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研究所撰寫的“要高度警惕當前新的企業‘三角債’問題”報告。報告指出，近期，在對中國企業轉型發展情況進行的大規模調查研究過程中，不少企業反映應收賬款呈不斷上升趨勢，資金回籠難度越來越大，相互拖欠現象較為普遍，20世紀90年代初曾嚴重困擾中國企業的“三角債”問題有卷土重來之勢。
　　面臨全球經濟轉型的難得機遇，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步伐不斷加快。但在海外投資高歌猛進的同時，投資地政局動蕩、政治審查、市場環境以及管理經營等多重風險也在增加，環保標準、社會責任、合規反腐等各種新的風險開始出現。
　　專家提醒，“走出去”已進入一個新的階段，風險和挑戰越來越多，政府和企業都需要做好充分準備。

　　機遇：中企“走出去”增速迅猛

　　在當前全球經濟面臨新的調整的背景下，全球資源價格普遍下調、發達國家尋求新的刺激措施、各國對外資寄予厚望，這都使得我國企業的海外投資面臨低成本擴張、高起點發展的難得歷史機遇。
　　據商務部統計，今年前7個月，中國境內投資者共對全球117個國家和地區的2407家境外企業進行了直接投資，對外直接投資達到了422億美元，同比增長了52.8%。在當前全球投資幾近停滯的背景下，這無疑是一份“靚麗的成績單”。
　　在這股“走出去”的熱潮中，并購也正在成為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的選擇。會計師事務所普華永道日前發布的一份報告顯示，2012年在全球并購市場低迷的大背景下，中國資本卻“一枝獨秀”，2012年上半年，中國企業的海外并購交易數量與去年基本持平，但交易金額是去年同期的3倍左右。報告稱，鑒于中國企業已經積累更多海外并購經驗、對資源和技術的戰略性需求以及存在絕佳的海外買入機會等原因，中國企業海外并購將迎來創記錄的一年。
　　中國國際貿促會會長萬季飛在第二屆中國海外投資年會上表示，目前，我國企業“走出去”已經初步形成了對外投資、對外承包工程、勞務合作三個支柱支撐的局面。
　　“我國的對外投資呈現出一些新特點。”中國商業聯合會會長、商務部前副部長張志剛說，一是投資規模迅速擴大，10年前的入世之初，中國一年的對外投資規模不過幾十億美元，到了2011年，中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達到601億美元，今年上半年實現了350億美元。二是投資主體多元化，已經由國有控股企業拓展到民營企業和其他企業。三是投資方式多樣，海外并購快速發展，合作建設境外的外貿合作區開始興起。四是投資合作領域拓寬。對外的投資已經進入加工制造、農業開發、金融商貿、基建交通等領域。
　　“中國過去10年增長非常驚人，目前已經成為貿易方面的強國，也吸引了很多投資者。中國正在成為海外投資的一個主要來源地。”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秘書長素帕猜·巴尼巴滴表示，越來越多的中國海外投資者把資金投向非洲以外的地區、傳統行業之外的行業。
　　中國的海外投資不僅僅讓中國的經濟和企業受益。素帕猜·巴尼巴滴說，中國的海外投資現在對全球的經濟已經有越來越大的影響。過去10年，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增長率達到25%，遠遠高于傳統發達國家6%的投資增長率。
　　“中國的海外投資可以改變全球的結構。”世界貿易組織副總干事哈沙·辛格說，中國現在已經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出口國和進口國，下一步重大的轉變就是中國的海外投資，將有更多的中國公司“走出去”。

　　挑戰：步入風險多發期

　　隨著企業“走出去”步伐不斷的加速，海外投資合作的風險也不可避免地在增加。
　　最近一段時間以來，中石油、中國五礦、中糧、華為等企業在海外并購中屢屢被拒，一些承包工程的公司在海外市場也面臨著嚴重的虧損，特別是中東、北非政治動蕩，更為我國企業在這些地區的投資帶來了巨大的損失。
　　對此，專家提醒說，我們在高歌猛進的同時，必須保持清醒、冷靜，高度重視風險防范，切切實實地提高風險應對的能力。
　　中國企業聯合會副會長、中國石油化工集團公司董事長傅成玉表示，當今世界正處在大變革、大調整時期，歐盟國家正受債務危機困擾，美國經濟復蘇乏力，高失業率等挑戰仍未解除，受其影響，新興經濟體也面臨著經濟減速、通脹壓力和結構調整等方面的挑戰。國際貿易保護有所抬頭，經濟問題政治化傾向有所加強，國際投資風險越來越大。
　　“中國企業的海外投資風險尤其巨大，其中包括對中國投資的偏見，這些偏見既來自于政治領域，又來自于經濟和社會領域。”傅成玉說。
　　中國產業海外發展和規劃協會副秘書長和振偉在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時說，中國企業“走出去”在近期比較突出的風險主要還是來自政局動蕩。利比亞危機、埃及騷亂、印度孟買的恐怖襲擊事件等等，給中國企業的海外投資蒙上陰影。
　　除此之外，來自海外的壁壘也有增多的跡象。這一方面是由于中國對外投資體量不斷增大，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投向的變化：受到歐債危機的影響，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將投資的目光轉向歐洲，尤其是以品牌和技術為目的的并購明顯增多。而這樣的并購一向難度更大、阻礙也更多。
　　萬季飛表示，中國企業“走出去”所面臨的危險，大體可以劃為政治監管風險、市場社會風險、經營管理風險。其中首要的是政治風險。近年來一些西方國家將中國海外投資貼上政治化的標簽，而且在一些發展中國家，資源民族主義也在抬頭，致使我國的海外企業受阻。“在經濟全球化日益發展的今天，中國企業開展海外投資面臨巨大的政治風險，很難置身事外、全身而退”。
　　此外，缺乏對國際經濟形勢和目的國的深入了解，沒有形成完整的國家化經營意識等也使我國企業在“走出去”的過程中面臨不小的市場風險和管理經營風險。
　　商務部跨國公司研究所所長王志樂說，社會責任問題、環境問題、合規反腐問題、高風險地區投資的風險等等，這些“非傳統風險”要非常警惕。
　　以合規反腐為例，王志樂說，國際公司把監管和合規的風險擺在第一位，而中國企業卻重視不夠。這使得最近中國“走出去”的企業在海外已經屢屢受創。比如，中國某知名公司在阿爾及利亞的項目中，兩個項目人員因為受賄被判入獄18年。

　　建議：政府、中介、企業合力應對

　　全國政協常委、外事委員會主任趙啟正表示，全國政協外事委調研發現，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時候常常遇到許多意想不到的障礙，其中的部分原因來自中國企業自身。例如，缺少承擔社會責任的意識，缺少和經濟合作對象以外的各方面，如議會、工會、媒體、社區等溝通的習慣，也缺少公共外交的自覺和經驗。
　　傅成玉表示，中國企業到海外投資，發展國際化經營，必須要轉變理念、轉變方式、轉變形象，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堅持合作供應、承擔社會責任。堅持以合作為主的方式，堅持人才國際化和用工本地化，切實履行企業公民的社會責任。只有這樣才能規避最大的風險。只有這樣，才能使西方的偏見不攻自破，才能證明中國企業海外投資不僅是商業化的，而且是共贏的商業化投資。
　　美鋁公司全球副總裁、亞太區總裁陳錦亞則建議說，“不知深淺，切莫下水”。“走出去”不一定是所有企業的良方。已知和未知諸多因素可能導致對外并購失利，有些企業把市場重心放回中國市場反倒實現盈利。
　　萬季飛提出三點防范風險的建議：第一，在政府層面，應著手建立相關的法律保障機制，應考慮制定中國《對外投資法》及相關的法律法規；其次，要進一步加強政府宏觀指導和監管的力度，預防無序和盲目。同時，政府要加強為企業“走出去”提供各種保護和支持，要切實維護我國企業海外投資的正當權益。
　　第二，在市場和中介組織層面，可以探索建立境外投資保險制度，充分利用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平臺，解決境外投資融資難等問題。要大力發展金融、法律、外語、咨詢等現代高端服務業，加強商協會等中介組織建設，要倡導我國的企業將爭議在中國涉外仲裁機構仲裁，避免境外仲裁對我國企業境外投資合作的不利影響。
　　第三，在企業層面，要引導企業不斷地提高跨國經營水平，要從企業經營管理的源頭出發，做好項目的可行性研究，科學、理性、冷靜地開展境外投資合作。完善企業內部治理結構，根據自身的情況選擇合適的國際化模式，開展多元化的合作方式。建立完善企業內部風險控制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