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調控思路的轉變，就應該從結構性減稅做起，將財政預算赤字的空間留給減稅而非投資，是不錯的選擇。
　　結構性減稅政策隱含著調整直接稅與間接稅比重，減輕物價上漲過程中的稅收影響、擴大居民邊際消費傾向等愿景。
　　相比過去幾年動輒上萬億的公共投資，或許至多只有幾千億的結構性減稅盤子算不上宏大，但其施行效果很可能會出乎意料的卓越。

　　實施結構性減稅是近一段時間里各界普遍關注的話題。從去年底施行的部分行業和地區營業稅改征增值稅，到近期國務院發布的《關于加強進口促進對外貿易平衡發展的指導意見》，明確要求降低部分商品進口關稅，接踵而至的結構性減稅動作頻頻，也成為我國近十年來稅收政策調整最頻繁的階段之一。就在各界叫好這一政策落實之際，冷靜思考的聲音則更顯可貴。如何看待做細做實的結構性減稅，又如何定位結構性減稅戰略的終極目標，成為亟待厘清的關鍵點。
　　應該講，做細做實結構性減稅目標直指激發經濟活力，熨平經濟波動，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
　　當前，經濟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宏觀上保增長壓力增大，微觀上企業減稅愿望迫切。數據顯示，我國PMI制造業經理人指數復蘇動力依然不足。雖然，2012年頭7個月，這一指數勉強站上50的基準線水平，但相對于2010年底到2011年上半年52-58的水平存在明顯差距，企業生產經營不確定因素顯著增加。日前，溫總理召集召開了部分省市主要領導同志工作會議，各方報道的綜合來看，穩增長將成為今后一段時間宏觀經濟管理的主基調。微觀來講，企業生產經營的國內外環境日趨復雜，投資收益率逐步走低，資金來源依舊困難，內需拉動的消費模式依然發育緩慢，出口貿易受到主要經濟體需求不足的影響，特別是歐元區主權債務影響，正加劇了我國企業生產經營的困難。此外，在持續20多個月的CPI高運行影響下，企業經營的各項成本呈現加速增大態勢。此時的結構性減稅已經成為為數不多的可以普遍減輕企業生產成本，緩解經營壓力的政策舉措。
　　目前的結構性減稅政策的制定與落實依然面臨諸多困難：思路上，如何扭轉投資作為調控主要抓手的管理方式；行動上，如何協調“少取”與“多予”的關系。兩個問題就在眼前。辦法也并非無從下手。
　　為什么不能用結構性減稅部分代替公共投資拉動經濟？宏觀調控的大思路有待轉變。結構性減稅源自我國近10年來稅收收入的高增長，也源自政府主導的公共投資拉動效應降低。正如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高培勇所言，過去十年的中國稅收收入高增長是一個耐人尋味的故事。這一現象，一方面有中國稅制本身的特殊性，另一方面，也有經濟增長紅利、征管條件完善和分稅制財政體制激勵等原因。然而，稅收的高增長帶來了政府公共投資能力的增強，也引發了政府投資擠出私人和企業投資的擔憂。凱恩斯主義強調的公共投資拉動效應，發端于自由資本主義缺乏政府協調的環境，而我國當前的環境卻呈現出公共投資領域過多、占用社會經濟資源過大的低效局面。如今，2012年的國家財政預算預留了10700億的赤字空間，但大多數的宏觀調控決策仍然在考慮公共支出而非結構性減稅。實際上，結構性減稅具有更強的普惠特征，無論是企業還是居民，減稅的作用是難以用公共投資替代的。如此而言，宏觀調控思路的轉變，就應該從結構性減稅做起，將財政預算赤字的空間留給減稅而非投資，是不錯的選擇。
　　為什么不能采用普遍減輕企業負擔代替選擇性財政補貼？微觀機制的總設計可以更靈活。減輕企業負擔一直是掛在各類政策文件顯要位置的提法，但提的越多、說的越久，成效卻越微弱。改革開放三十年，發端于微觀經濟體的活力激發，也發展于體制經濟轉型過程中的規模擴張。如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基本建成，產業結構和經濟門類日趨完善之時，微觀機制的微調與再激勵，成為整個改革邁向新境界的至關重要一步。其實，結構性減稅政策隱含著調整直接稅與間接稅比重，減輕物價上漲過程中的稅收影響、擴大居民邊際消費傾向等愿景。市場經濟的運行機制是市場作用而非政府計劃，結構性減稅有助于發揮市場機制作用，規避政策選擇的偏誤。因此，結構性減稅完全可以將普遍減輕企業負擔作為主要目標，特別是在我們過度使用政策性補貼、選擇性稅收優惠這些手段之后，通過稅制的調整，全面降低企業和居民的生產、生活壓力，這將有助于加快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
　　兩個“為什么”點出了當前結構性減稅的主要問題，也寄希望于做實做細結構性減稅，進一步具體化減稅規模與減稅領域。目前來看，我國結構性減稅的領域已經從點到面的逐步攤開，個人所得稅起征點調整、增值稅轉型改革、營業稅改征增值稅推廣以及進口關稅降低等，場面不可謂不大。但是，我們的結構性減稅目標依然不那么清晰，稅種之間的增與減、稅制當中的改與調，都局限在單項領域，整體宏觀的把握有待加強。再者，我們的結構性減稅規模并沒有具體說清楚，到底要減多少稅，主要在哪些領域減稅。其實，各國的經驗來看，增稅和減稅都是宏觀調控領域的常見動作，而精確化的數量規模則是稅制調整成效大小的主要指標。相比過去幾年動輒上萬億的公共投資，或許至多只有幾千億的結構性減稅盤子算不上宏大，但其施行效果很可能會出乎意料的卓越。穩定物價、熨平經濟周期、擴大內需這些宏觀調控目標的實現，離不開必要規模的結構性減稅。
　　結構性減稅的終極目標是激發經濟增長的活力，實現科學發展觀指導下的穩定可持續增長。應該講，放置于中國長期可持續發展與國際政治經濟風云變化之下的結構性減稅抉擇，不同于以往財稅領域的任何舉措。它一方面體現了稅制結構調整、政府收支規模變化及宏觀調控手段多元的政策部署，另一方面，成為參與世界各國稅制協調、融入保持經濟穩定增長和維持財政穩健運行的共同策略。堅定不移的改革開放方針，需要有新的政策工具鞏固發展成果，激發經濟社會繼續前進。做細做實結構性減稅將成為激發這一活力的重要辦法。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博士，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