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權威材料表明，全國每年受重金屬污染的糧食高達1200萬噸，直接經濟損失超過200億元，這些糧食可養活4000多萬人。
近年來，我國土壤重金屬污染事件頻繁發生。雖然國家和部分省份進行過相關調查，但多數被污染地區“家底不清”，具體污染狀況目前尚無法確定，整體狀況亦缺乏權威評估。
面積最大的是鎘污染
去年2月，環保部部長周生賢在重金屬污染綜合防治“十二五”規劃會議上說，從2009年至今，我國已有30多起重特大重金屬污染事件。這些事件涉及甘肅、陜西、安徽、河南、湖南、福建、廣東、四川、江蘇、山東、云南、重慶、廣西等地。
一些學者認為，從發生的重金屬污染事件次數，以及監測的數據、造成的影響來看，目前污染面積最大的是鎘污染。
近年來發生的鎘污染事件，有2005年的廣東北江鎘污染、2006年湖南湘江株洲段鎘污染、2009年湖南瀏陽鎘污染以及今年初廣西龍江鎘污染等。中國環境監測總站的資料也顯示，我國重金屬污染中，最嚴重的是鎘污染、汞污染、血鉛污染和砷污染。
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研究員陳同斌說，“從污染面積上看，國內專家認為鎘污染最嚴重，但如果從健康風險評估角度，我認為是類金屬砷污染，因為砷的致命劑量非常小。”
2000年1月，湖南郴州市鄧家塘村發生一起砷污染事故。相繼有380名村民住院治療，兩人死亡。2008年，我國相繼發生了貴州獨山、湖南辰溪、廣西河池、云南陽宗海、山東臨沂等5起砷污染事件。
陳同斌說，重金屬無論是污染水體，還是污染大氣，最終都會回歸土壤，造成土壤污染。甘肅省農科院研究員車宗賢認為，在經過幾十年的沉淀后，我國土壤重金屬污染已進入一個集中多發期。
調查數據不清 污染“家底”成謎
據了解，國家環保部門曾進行過土壤重金屬污染的調查，但一直未進行公布。在土壤污染日漸嚴重之際，《經濟參考報》記者在甘肅、云南、重慶、山東等省農業和環保部門采訪時了解到，由于此前未進行過這方面的普查，土壤重金屬污染狀況到底如何，不甚明了。
記者發現，目前，關于我國土壤重金屬含量超標的耕地面積，多年前有人估計達到20%(3.6億畝)甚至更多，近期又有人提出為10%左右甚至更低。比例到底有多大，眾說紛紜。
中國農業科學院曾希柏研究員說，近年來我國土壤修復工作做得較多，針對耕地重金屬現狀的研究較少，缺乏必要的積累，缺少權威的數據，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對土壤重金屬狀況的整體判斷。
農業部門介紹，土壤中的重金屬來源有多種途徑，重金屬隨污水、隨大氣沉降、隨固體廢棄物、隨農用物資等都能進入土壤。車宗賢說，只有進行大面積區域調查、普查才能反映真實情況。
從2003年開始，農業部連續兩年對13個省的小麥、玉米、水稻和大豆等優勢農產品產地(非工礦區)環境進行的監測發現，3800多萬畝耕地重金屬超標率達到了6.4%，超標最嚴重的是水稻產地，達到14%。
據農業部門近5年來農業環境質量定位監測的結果，湘江流域農產品產地受重金屬污染的面積已逾118萬畝，其中重度污染的約19萬畝，占16%；中度污染的約39萬畝，占33%；輕度污染的超過60萬畝，占50%多，已成為全省重金屬污染的重災區。主要污染物為鎘、砷等，尤以鎘的污染最為嚴重，土壤鎘的超標率高達64%。
專家認為，目前我國耕地重金屬“主產區基本安全，重點區域風險較大”。曾希柏說，這個判斷是結合相關課題的研究，并在山東、甘肅、河南、吉林等糧食主產區采樣分析后得出的結果。
缺乏相應標準 影響整體判斷
目前，我國土壤重金屬缺乏相應的標準，沒有耕地重金屬評價指標體系，無法正確評價耕地的環境質量。大多數情況下，許多學者均將某種重金屬含量超過土壤質量標準二級的土壤稱之為“污染土壤”。在目前我國污染耕地面積的調查中，有樣本調查認為是占10%，還有樣本調查認為是占20%。
浙江大學徐建明等專家認為，對污染土壤的提法、定義及標準等方面的不一致性，是導致我國土壤重金屬污染情況不明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因此，他們認為，應盡快建立我國耕地重金屬評價指標體系。曾希柏等專家建議，應該根據已經掌握的全國農田重金屬狀況，結合歷史資料和數據，制定符合我國國情的不同氣候區農田土壤重金屬含量閾值，建立土壤環境質量標準。
由于迄今為止我國尚未公布全面的土壤重金屬普查結果，關于土壤重金屬狀況的說法也多種多樣，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對土壤重金屬狀況的整體判斷。
針對土壤重金屬含量狀況的不同說法，專家認為，目前國內對重金屬超標與污染的區分并不嚴謹。曾希柏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表示，目前國內關于重金屬調查和不同區域土壤重金屬狀況的研究，大多是針對工礦和冶煉廠區周邊、城郊蔬菜地等高風險地區，而對農業主產區耕地重金屬現狀的調查和分析相對較少，這在客觀上造成了對我國部分地區重金屬狀況估計不準，也是導致當前我國污染農田比例過高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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