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超過70%的網友反對退休金領取年齡延遲，但是這并不影響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下稱“人保部”）開展“延遲退休年齡”有關政策的研究。目前，人保部已經厘定在2012年下半年啟動有關退休年齡延遲相關系列政策的研究工作。
6月5日，人保部就社會保險關系轉續及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等問題集中答復人民網網友時明確表示，相應推遲退休年齡已是一種必然趨勢，人保部將適時提出彈性延遲領取基本養老金年齡的政策建議。這一表態，隨后引發社會各界廣泛關注。
盡管人保部已經啟動相關政策可行性的研究程序，但由于養老金申領時點牽涉利益范圍甚廣，且管理權限復雜，短期之內成為現實政策的可能性不大。而人保部也將就此與國家發改委、教育部、全國總工會等相關部門進行協調。
研究程序啟動
人保部一位內部人士向《中國經營報》記者證實，相關政策的前期研究工作將在2012年下半年啟動。
與6月5日人保部在集中答問中首次提到“相應推遲退休年齡已是一種必然趨勢”同步，人保部已經開始著手“推遲退休年齡”和“推遲養老金申領時點”的政策研究工作。6月7日，人保部一位內部人士向《中國經營報》記者證實，相關政策的前期研究工作將在2012年下半年啟動。
按照人保部工作安排，從2012年下半年開始，將陸續召開專家座談會并聽取各界對“推遲退休年齡”和“彈性延遲領取基本養老金”的意見和建議。上述人保部內部人士告訴記者，6月5日的表態，便是試探社會反映之舉。
按照我國現行管理體制，男職工年滿60周歲、女干部年滿55周歲，女工人年滿50周歲即可辦理退休手續。記者了解到，這項退休政策制訂時，全國人口平均年齡50歲，而目前，中國人口的平均壽命已經超過70歲。
“下半年就會召開會議，組織專家進一步討論。”人保部內部人士表示，“現在人保部還在參考社會輿論，下半年有可能發改委、教育部、總工會等都會參與其中，進行討論。”截至本報記者發稿時止，人保部尚未就上述內容與國家發改委、教育部、全國總工會正式溝通。
按照一般工作慣例，人保部將在內部進行討論后，結合社會反映最后匯總成初步文件，隨后再與上述部門進行討論，到目前為止，“在這一問題上，還沒有與發改委、教育部、總工會進行溝通。”
根據中央編制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于2008年下發的國務院各組成部門“三定方案”，發改委就業與收入分配改革司一直從事制定與就業相關的長期規劃工作。教育部涉及直接影響人口就業年齡的最早年限以及提升人口從業能力的培訓。全國總工會職責在于勞動法規的討論和征求意見。這些部門的職權分配，都將直接對“退休金新政”產生影響。
多重壓力推動年齡延遲
為了應對未來的“危機”，人保部推遲退休年限一事，被認為是“大勢所趨”。
記者了解到，國際上通常看法是，當一個國家或地區60歲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總數的10%，或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總數的7%，即意味著這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口處于老齡化社會。
全國老齡工作委員會辦公室公布的數字顯示，到2020年，老年人口將達到2.48億，老齡化水平將達到17.17%。其中，8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將達到3067萬人，占老年人口的12.37%。
“人口老齡化、社保基金的壓力以及就業勞動力不足等方面因素，促使人保部對推遲退休年齡一事進行了討論。”人保部內部人士向記者透露。
同時該人士也表示，“人保部目前只是一個初步的想法，還沒有形成具體的建議。至于退休年齡推遲的具體數字和人群都還沒有成型的規劃。”
實際上，應對人口老齡化，一直是人保部思考的問題。
據了解，人保部曾經召開有關社保基金共同會議，在會議上副部長胡曉義認為，“十二五”時期，社會保險基金監督工作的任務更加艱巨。
胡曉義在2011年2月召開的全國社會保險基金監督和企業年金工作座談會上透露，截至2010年底，城鎮5項社會保險基金累計結余2.3萬億元，企業年金積累基金2809億元，建立企業年金的企業3.7萬家，參加職工1334萬人，由專業機構運作的企業年金年均收益率達11.45%。
“應對人口老齡化高峰的社會保障資金能力進一步增強。”胡曉義表示。為了應對未來的“危機”，人保部推遲退休年限一事，被認為是“大勢所趨”。
延長“雙刃劍”
如果單純改變法定退休年齡而勞動力市場卻無法充分吸納這些人口，則意味著剝奪了他們在就業與退休之間的選擇，使他們陷入窘境。
記者了解到，人保部通常采取的新政策制訂辦法是參考社會輿論，隨后交換意見，再進行討論。此次，推遲退休年齡一事，是首次以建議的形式對外公布。
中國在長期享受“人口紅利”之后，許多人預期這一經濟增長源泉即將于2013年前后，隨著“人口撫養比”的停止下降而消失。
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研究所研究員蔡昉指出，人口老齡化并非只是不同年齡組之間比例關系變化的反映，還是人口預期壽命提高的結果。
按照蔡昉的理論，把身體健康的因素與人力資本積累(包括教育、培訓和干中學)因素結合起來考慮，有效工作年齡理應伴隨預期壽命的提高而延長。做到這一點，就意味著可以通過把實際退休年齡向后延，從而擴大勞動年齡人口規模，降低每個勞動年齡人口供養的退休人數。值得注意的是，法定退休年齡與實際退休年齡是不一樣的，實際退休年齡可能因勞動力市場狀況而產生巨大偏離。
在調研之后，蔡昉發現，“真正能夠改變人口工作時間從而對老年人供養能力產生影響的，是實際退休年齡。把實際退休年齡從50歲延長到60歲，可以大幅度降低老年人口撫養比，即把每百名勞動年齡人口需要供養的老年人口，從2050年的109人降到58人。”
這一數字的對比是驚人的，雖然表面上看，延長退休人口年齡是切實可用的辦法，但是，在中國的應用并不切實際。
“即便自己50多歲的時候仍然可以工作，但是也沒有什么企業愿意使用50歲的人。”一位企業員工接受采訪時，向記者表示，“退休年齡不夠，又找不到工作，這中間幾年就意味著沒有收入。”
蔡昉同樣也指出，如果單純改變法定退休年齡而勞動力市場卻無法充分吸納這些人口，則意味著剝奪了他們在就業與退休之間的選擇，使他們陷入窘境。很多發達國家把提高法定退休年齡作為應對老齡化及養老基金不足的手段。但是，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的情況截然不同，使得這個做法不應成為近期的選擇。
此外，我國勞動年齡人口的人均受教育年數，60歲人口只有6年，比24歲人口（10年）低了40%。這意味著年齡偏大的勞動者在勞動力市場上比較弱勢。“所以，我主張加強教育和培訓，創造未來提高退休年齡的條件。同時，也不排除針對某些高職稱的科技人員和教師實施自愿基礎上的彈性退休制度。”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