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重慶移動原董事長沈長富“父子受賄案”后，最近重慶能源投資集團原董事長侯行知父子又被查處。父親當高管、兒子當托兒，“受賄父子兵”現象頻發令人憂。

　　老子“招呼”　兒子“撈錢”

　　“我就想趁在位的時候，利用手中的職權幫助別人協調生意，讓侯彧從中收取點好處費，希望他以后能過得好點。”被捕后，重慶能源投資集團原董事長侯行知坦言，原本想給兒子鋪一條“陽光大道”，沒想到卻把他送進牢獄。
　　在擔任國企董事長之前，侯行知曾任重慶市經委副主任、重慶市政府副秘書長。作為一名正廳級干部，與他結交并非易事。于是，一些請托人開始迂回拉攏他的兒子侯彧——一個混跡社會、不務正業的閑人。
　　“送錢給侯彧，就等于是送給侯行知。”這是該案中諸多行賄者說過的話。不管是承接工程、招攬生意還是人事調動，只要侯彧表示愿幫忙，請托的事情就成功了大半。這誘導侯彧不斷利用“父愛”幫助他人“做生意”，自己從中收取好處費。
　　2008年5月一個晚上，侯彧對正在客廳看電視的老爸說，能不能幫其朋友馮浩(另案處理)做點有“優惠條件”的精煤業務，并表示馮浩可以分點利潤給侯彧。侯行知聽后答應幫兒子“打個招呼”。隨后，能投集團下屬的兩家國有煤礦與馮浩簽訂購銷合同，并違反企業規定在供貨量、付款方式等給予“優惠”。作為回報，馮浩很“夠朋友”，先后給侯彧182萬余元的“利潤分成”。
　　像這種一個“招呼”就能賺大錢的“無本買賣”，侯行知父子干了不少。在“掌權”期間，侯行知遇朋友交際應酬，常帶兒子一起出場，心領神會的侯彧事后便去找叔叔伯伯承攬生意，甚至父子二人有時一起去收“賄金”，在貪腐之路上越走越遠。

　　聯手提拔“帶病干部”

　　“老爸，關照南桐礦業的吳曉波”——在2011年2月重慶能投集團研究人事問題的黨委會上，侯行知收到兒子侯彧發來的提醒短信。侯彧受人之托、插手干部提拔，成為暴露侯氏父子貪腐行為的導火索。
　　2010年9月，重慶能投集團下屬一家礦業公司要選拔一名副總經理。作為該職位候選對象之一的吳曉波(另案處理)知道，提拔的話語權掌握在侯氏父子手中，于是找到侯彧幫忙。作為“敲門磚”，吳曉波安排南桐礦業的鉆頭供應商以支付代理費的方式送給侯彧31萬元，侯彧隨后便答應吳曉波回去跟父親“說一下”。
　　但意想不到的是，由于吳曉波在民主推薦中排名第二，與第一名成績差距較大，侯行知沒能幫上忙，但為了安撫他，承諾讓其“等下次”。
　　2011年2月，吳曉波所在的礦業公司再次選拔一名副總經理，隨后在能投集團開黨委會研究該人選時，侯行知收到一條兒子提醒短信。這次為兌現“承諾”，確保不出差錯，侯行知主動表態同意將吳曉波提任為南桐礦業副總經理。
　　不到半年，吳曉波因涉嫌受賄被檢察機關調查，一查就查到侯彧。2011年8月，侯彧被正式批捕。
　　兒子被抓，老子心驚。侯行知感覺事態嚴重，開始向老板們退還贓款，以逃避法律的制裁。但法網恢恢，已年過60歲的侯行知在一個多月后也被批捕。近日，父子二人分別被法院判處無期徒刑和有期徒刑8年。

　　國企高管權力監督薄弱

　　“老子當高管、兒子當掮客”，這一腐敗現象暴露了國企高管權力監督的薄弱。侯行知坦言，大型國企董事長的權力大、監督弱，在項目合作、物資采購、兼并重組、干部任免等方面擁有話語權，暗箱操作空間較大，可以借此“交朋友”，將權力“期權化”。
　　前幾年，侯彧想買車，侯行知就給一位老板“朋友”打電話“提示”，原因是他曾為該老板兼并改制國企“提供巨大幫助”，對方心知肚明，馬上給侯彧的銀行賬戶轉款40萬元。
　　經法院認定，侯行知收受625萬余元受賄款，在其涉及的國有企業改制破產、協調上市指標、工程項目承接、延長企業用電優惠、購買煤炭、干涉人事提拔等14項犯罪事實中，經其兒子侯彧“牽線搭橋”的有6項、涉及受賄金額達374萬余元。
　　對此，侯行知表示，他并不完全清楚侯彧究竟在外面收了多少錢，侯彧也沒有把受賄所得交給他，都是由侯彧自己支配使用。“但主要責任還在我，侯彧的淪落不過是對我的另一種懲罰而已。”
　　重慶司法界有關人士表示，“受賄父子兵”現象顯示，在一些行業或領域，權力壟斷化、個人化、期權化問題突出，國企內外部監督存在問題，導致少數高管將手中公權變成家族私權，通過家人“變現”謀取非法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