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家寶總理在湖北調研以及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均強調“把穩增長放在更重要的位置”，而一系列配套政策也在陸續推出，包括降低存準率、加大節能補貼、增加基礎設施投資、促進民間資本準入等等。此外，近期債券市場異常火爆，前幾日增發的國開行五期“福娃債”3年期品種投標倍數達3.31倍，創下年內新高，顯示市場對降息的預期也在升溫。
　　對于降息，筆者仍然認為，短期內落地的可能性不大，主要出于以下幾個方面的考慮。
　　一是存款利率方面，盡管4月通脹下滑至3.4%，但僅略低于一年期存款利率。而且過去負利率已有兩年，持續時間已然較長，并且通脹回落趨勢并不穩固，特別是在勞動力成本上漲、國內多項資源價格改革的帶動下，今年CPI回落幅度也不會很大，存款基準利率不宜變動，以穩定居民儲蓄。
　　二是貸款利率方面，由于目前執行利率高于基準利率的比例占到了66%，大部分執行利率仍高于基準利率。而通過早前存準率下調，實質上已經緩解了銀行可貸資金的壓力，影響了供需關系，可以看到，當前貸款執行利率已經有了一定程度的下浮。
　　三是，采取不對稱降息，即只降貸款利率，不降存款利率，對銀行利潤影響較大。盡管依靠利差獲得銀行利潤早已廣受詬病，但在當前股市低迷，決策層希望提振股市信心、積極推動養老金和住房公積金入市之時，利空銀行的政策也不太可能推出。畢竟上交所流通市值前二十位中銀行股占有十位，作為高權重股影響股市風向。
　　不過，可以考慮適當放寬貸款利率下浮的幅度限制，適時允許貸款利率由下浮10%擴大到20%。這樣一方面可以取得類似于貸款利率下浮的效果，一旦允許貸款利率擴大到20%，對部分借款者來講相當于利率下降50個基點。另一方面也是推動利率市場化積極嘗試。畢竟央行已經實現了大多數金融產品的利率自由化，唯差取消存款利率上限，貸款利率下限的最后一步。由于存款保險制度尚未建立，目前取消存款利率上限的時機并不成熟。而在經濟下滑之時，逐步放開貸款利率下限恰逢其時。
　　接下來面臨的問題是，究竟依靠何種政策組合能夠實現穩增長。在貨幣政策方面，筆者認為，下調存準率還是必要的，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今年外匯占款仍將維持較低水平。今年4月新增外匯占款減少了605.71億元，是今年以來外匯占款首次負增長。伴隨著今年FDI下降、貿易順差回落、歐美形勢不確定性較大的情況，未來外匯占款會繼續減少，因此需要繼續下調準備金率以對沖外匯占款下降的影響。二是當前存準率還是處于高位。
　　投資不足是問題所在。5月前20天四大行新增貸款僅340億，中長期貸款比例不足30%，遠低于早前的50%，便是佐證。但很多人一談投資就色變，認為不利于結構調整及走老路。筆者反而認為，畢竟經濟結構調整不等于不要投資。
　　總之，筆者判斷，今年還將有三次準備金率下調、將有更多支持基礎建設、釋放消費需求的措施出臺，而短期內降息可能性不大。但是，如果外部經濟形勢急劇惡化，特別是希臘退出成為現實，中國難以獨善其身，硬著陸風險加大，屆時中國政府或需要更多明確的信號以穩定市場信心，降息適時推出的可能性也會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