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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英父親吳永正心急火燎地趕到北京。
“我懷疑吳英是受到外界壓力而被迫更換律師，我們又無計可施。”吳永正說，他擔心突換律師背后另有隱情，因而擔心吳英未來命運。
4月30日，《華夏時報》以《突換律師
吳英案再起波瀾》為題報道了吳英案發回重審后的最新進展。4月29日，吳永正緊急趕往北京。5月3日，他前往全國人大信訪局，要求監督浙江省有關方面公開審理吳英案。
“不能排除任何一種可能，但官方不希望北京律師深挖案件，或不滿意后者通過公開案件審理情況向司法機關施壓應為最有可能的原因。”北京才良律師事務所主任王才亮律師說。
當地律師要獨立辦案
吳永正的突然上訪源于吳英案重審階段冒出的更換律師事件，他認為吳英受到了外在壓力而被迫為之。否則，很難解釋吳英在命運轉折當口將鼎鼎大名的北京京都律師事務所律師，變更為浙江百暢律師事務所年輕律師吳謙，而后者鮮有刑辯經驗。
吳永正告訴記者，進京前他曾面見吳謙律師，對方曾口頭應允在會見吳英時由原來代理案件的北京律師楊照東或張燕峰陪同會見，但幾天后即生變。吳永正轉述，吳謙律師稱要獨立辦案。“可能她受到壓力而改變了主意。”吳永正說。
“她哪能獨立辦案啊？”吳永正毫不隱諱自己的不滿。資料顯示，吳謙的業務專長為人身損害賠償、交通事故、勞動人事合同方面的訴訟，而缺乏重大刑事案件的辯護經驗。據他透露，吳取得律師從業資格的時間很短。
一直被媒體忽視的細節是，突然出現在公眾面前的吳謙律師，此前一直接觸吳英案，并非“半路殺出”。吳永正透露，按照金華看守所的慣例，會見當事人須有兩位律師在場，而此前代理吳英案的楊照東和張燕峰律師均在北京，為節省成本，通常只安排一人前往會見。為此吳家每次會見時都聘請在金華執業的吳謙陪同，因此吳謙曾多次陪同會見吳英。
吳永正的質疑來自于對浙江金華中院的不信任。他說，吳謙是接到來自金華中院張法官的電話才知道吳英希望委托她代理重審案的，而且隨后由這位法官陪同會見了吳英。“其一，張是判吳英死刑的一審主審法官；其二，他們會見吳英后未通知家屬，直到北京律師過問才告知，吳英已經另行委托律師并完成會見，很不正常。”吳永正說。
5月4日上午，《華夏時報》記者致電涉事法官張昌貴，對于吳英是否受到壓力而更換律師一事，張昌貴以“不存在這種事情”作答。對于記者的追問，他建議記者聯系金華中院辦公室，自己拒絕回答任何問題。
意在控制炒作？
在此前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吳英案原代理律師張燕峰分析，吳英在案件重審階段更換律師有多種可能，一是為節約支出，因為委托本地律師可以減掉北京律師往返浙江的差旅費；二是吳英受到外界壓力影響，被迫更換律師。
吳永正傾向于吳英受到威逼利誘而更換律師。他說，在獄中的吳英雖然能看到最高法院的裁定，但不一定能充分理解其中含意。“如果有人以繼續判她死刑施壓，而以不請北京律師就判死緩或無期相誘惑，對法律并不精通的吳英可能會改變主意。”他說。
張燕峰律師也備感蹊蹺。從熟悉案情角度而言，他和楊照東律師顯然比吳謙更了解，北京律師陪著會見，更方便后者了解案情，也是正常的案件交接，為什么不允許陪同會見。“我們也懷疑是有關部門的意思，他們希望不要讓北京律師介入。”他說。
北京市珺山經紀事務所經濟顧問胡玉勇認為，案件接下來可能涉及到民事部分，比如吳英資產處置、債權債務清償，涉及面較廣，容易引起社會不穩定，當地律師在保守機密方面會做得更好，而北京律師則不然。
王才亮進一步分析，當前律師執業由當地司法局管理，因此一般認為律師受當地政府管理，外地律師則不受當地牽制。“一些經濟類案件往往存在很多不宜對外人所講的秘密，外地律師說話很粗，而當地律師一般較克制，也相對保守秘密。”王才亮說，最為重要的是，外地律師可能為當事人利益或追求影響力而深挖案情，所以當地司法機關更希望由本地律師代理。
“說直白點，外地律師可以借輿論炒作，推動案件審理公開化，而本地律師則不會這樣做。政府當然不希望炒作。”王才亮說，在他從業數十年間，類似于吳英案臨時更換律師的情形并不鮮見。一般邏輯是，有關方面希望通過當地可以“控制”的律師，間接影響當事人，將負面影響控制在可控范圍。
吳英之妹吳玲玲說，吳英在行事上果斷干練，很有主見。此番變更律師，并無征兆，較為罕見。她回憶說，在二審結束后，家人一直未收到吳英的信件。在此期間，一位與吳英關系較近的債權人收到其一封信，大致內容是：讓其幫忙存錢，并問家人為何不給她寫信。
吳玲玲對記者說，事實上，收到那封信之前幾天，家人剛剛給吳英賬戶存了錢。“我們覺得吳英的信被扣押了很長時間，這很不正常！二審至今，家里仍未收到吳英哪怕一張明信片。”吳玲玲說。
而另一件不正常的事是，自2011年11月會見吳英后，家人和律師已有5個月無法與吳英見面。
“我們現在無計可施！”張燕峰5月4日接受記者采訪時很無奈，外界質疑吳英更換律師并非發自內心，而苦于無法會見的家人和律師找不到一個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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