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境外直接投資“再出發”

　　據溫州市金融辦估計，溫州民間資本總量超過6000億元，而且每年以14%速度增加——這一數字在溫州民間的估計已經達到8000億元甚至上萬億元。巨量民間資金長期在地下暗流涌動，除了集資借貸，習慣了“闖世界”的溫州人早已通過各種渠道讓資本出海創富。
　　根據國務院在溫州金融改革試驗區批復中的要求，溫州將“研究開展個人境外直接投資試點，探索建立規范便捷的直接投資渠道”，這意味著個人境外直接投資將在溫州成為現實。溫州人不用再為了境外投資專門開設公司，也不用把手頭資金悄悄托付給海外親友，經過便捷的投資渠道就能直接投資到海外。
　　“境外直投試點工作目前還沒有正式啟動。實施細則仍在等待國務院審批。”溫州市商務局局長蘇向青說。
　　來自溫州方面的數據顯示，2011年，溫州境外投資額5352.7萬美元，外匯資金匯出2139.04萬美元，人民幣境外投資176.7萬美元。據溫州市商務局的統計，近幾年前來溫州推介的眾多海外投資項目中，90%的項目都是面向中小企業或個人投資者。
　　“這說明境外投資有市場、有需求。由于審批程序復雜，目前賬面上看得到的境外投資金額，還僅僅是資本‘走出去’的冰山一角。”溫州當地一名官員稱。
　　事實上，個人境外直接投資曾于2011年初低調試水，使溫州一度成為國內首個放開個人境外直投的城市。彼時采用的試點方案也與此次上報中央的送審稿“幾乎沒有區別”。
　　根據溫州方面當時公布的試點方案，凡是18周歲以上、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擁有溫州戶籍，且持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居民身份證并取得因私護照的個人，都有資格提出境外直接投資申請。
　　溫州此前公布的試點方案還規定，個人境外直接投資的年度總額不超過2億美元、單次不超過300萬美元。如果是多個投資者共同實施一項境外直接投資的，投資總額不超過等值1000萬美元。
　　不過由于審批手續等原因，前期籌備近三年的試點，實施不到半月，便匆匆宣告暫停。

　　民資海外“自由行”的利弊之爭

　　一旦溫州個人資本能夠直接“出海”，其中帶來的便利性不言而喻，但有關金融監管安全的擔憂也隨之而來。送審方案設定的投資額度是否合適？投資便利化帶來的金融風險有多大？各方交鋒，觀點不一。
　　來自溫州當地的一些聲音認為，目前設定的投資額度并沒有充分滿足民資需求。溫州民間投資促進協會會長黃偉健認為，投資額度“顯然太少”。溫州中小企業促進會會長周德文說，過去資本變身“出海”是一種無奈，一旦出現波折，投資者的正當利益往往難以受到保護，“灰色地帶”也給正當的外匯管理帶來了隱患，投資額度設定應當加大尺度。
　　溫州當地商務主管部門也坦言，個人境外直投單次不超過300萬美元等金額設定，屬于“保守”之舉。
　　不過，外界對于風險的擔憂仍然存在。上海交通大學高級金融學院副院長朱寧認為，境外投資也存在風險，試驗期間限制金額，也是考慮到風險。
　　外界一項較為集中的擔憂在于，投資便利化是否會帶來巨額資本外流。一些研究者提出，放開境外直接投資一是可以減輕境內外匯儲備較多的壓力，但同時也應注意防范風險，盡管目前只是計劃在溫州開放境外直投，但是也有可能全國的資金都通過這個出口向境外進行直投，流向境外的數量可能比預想的要多。

　　釋放人民幣國際化信號

　　浙江工商大學金融學院院長錢水土等人認為，國務院此次為溫州金融綜合改革列出的“十二項任務”中，試點個人境外直接投資折射出此次金融體制改革背后的人民幣國際化信號。
　　4月18日，原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著名經濟學家成思危抵達溫州進行金融綜合改革調研。成思危認為，溫州試點個人境外直投，是資本開放的一個標志。
　　專家們認為，中國經濟近年來在融入世界經濟體系的過程中，一直在積極穩妥地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分析認為，目前資本賬戶下人民幣結算的相對規模仍然較小，人民幣不論是流出、還是投資回流都受到嚴格限制，影響了人民幣作為國際貨幣被接受的程度。
　　浙江金融職業學院教授應宜遜認為，在目前國內企業紛紛加大“走出去”步伐的背景下，境外直投在很大程度上給民企“走出去”帶來了利好。
　　在成思危看來，允許個人境外直投是溫州金融改革“12條”中真正的大突破，如何利用好這個政策很重要。
　　成思危認為，投資人原本就是風險自擔，但對外投資的風險大，投資人要考慮投資國的政治、金融、稅收、勞資關系等信息，“這靠一個企業、個人做不到，政府要有一個配套的服務機構，幫助企業和個人掌握這些信息，使投資者選準項目。”
　　《經濟參考報》記者獲悉，除了溫州之外，上海、天津兩座城市也于近期遞交了個人境外直接投資試點方案，不過三個上報方案的側重點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