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臺州一家餐飲公司的小老板一直在反思。
去年他的公司給西部省份的員工，別人給月薪1500元時，他給2000元，結果還是留不住人。今年他把基本月薪調到2500元，甚至3000元，但還是有老員工沒有回來。
他感到很遺憾，“往年從內地能招幾個人，現在越來越難。”
這是近年以來各地最低工資加快上調，尤其是西部省市有較大上調幅度，將農民工留在本省的一個縮影。
本報記者獲悉，進入4月份全國多個省市宣布上調最低工資，大大超出了年初沿海等發達地區的上調幅度。這使得沿海和內地的最低工資標準的差距大幅縮小。以寧夏為例，第一檔最低工資與北京、上海、深圳的最低工資差距從去年的260元、380元、420元，分別縮小到160元、350元、400元。
武漢勞動力市場專家李永洪認為，從同等工種的情況來看，沿海的工資比內地要高1/3。但是沿海的租房和吃飯等綜合成本比內地高，去掉沿海的高成本因素后，內地家門口上班凈落得的錢，與沿海的差距也在縮小。
中西部地區最低工資加快上調
寧夏自治區政府近期宣布，從2012年4月1日起實行新的最低工資標準，一類區提高為每人每月1100元，二類區為1020元，三類區950元，平均增幅24.9%。
大幅上調工資的不只是寧夏。甘肅省政府在4月6日召開發布會稱，2012年4月1日起，一類地區最低工資標準從760元/月調整到980元/月，上調28.9%；二類、三類地區最低工資標準分別調整到940元/月、900元/月，分別上漲32.4%、34.3%，小時最低工資標準也相應上調。
河北、山西近期也宣布實施最低工資上調15％以上。今年年初，四川、山西、江西宣布今年工資上調23.5%、16.2%、21%以上。
上述中西部地區上調的最低工資標準增速，大大超出沿海發達地區的工資上調速度。比如今年北京、上海、深圳的最低工資增速分別都在15％以下，北京今年最低工資標準為1260元，比去年同期只增加了100元，增速只有8.6％。
這也使得沿海和中西部地區的最低工資標準的差距縮小。其中寧夏銀川部分區域的最低工資為1100元，與北京的差距只有160元，而上一年的差距是260元。寧夏銀川一些地區的最低工資甚至與武漢持平，都達到1100元，超過湖南的1020元。
武漢勞動力市場專家李永洪認為，湖北等地受其影響，預計今年也會上調最低工資。不過湖北一般在年底調整，下一步怎么調，還需要研究。一般工資上調要考慮經濟和物價水平。“在本地經濟一般時，大幅上調會影響企業。周邊地區最低工資上調會影響到本地的工資，但整體經濟發展水平的因素還是最關鍵的。”
增速超沿海西部挽留農民工
中西部地區加快最低工資上調，目的是要挽留農民工，更好的服務于當地的經濟。各地都想盡一切辦法留人，其中安徽黃山、湖南瀏陽曾出現了“打工還是家鄉好”，“孔雀何必東南飛”的口號，以便留住農民工。
事實上，近年來中西部地區前往沿海打工的人數已經開始下降，同時部分地區的農民工在省內的收入，超過了在沿海地區的打工收入。比如國家統計局的調查發現，2012年一季度，湖南農村外出務工人員在省內從業的人均月收入2110元，增長19.4%；高于在省外從業的人均月收入1896元和增幅11.6%。
調查還發現，在湖南省內轉移就業的比例增加。一季度，湖南農村外出務工人員在省內從業的占總人數的30.8%，比去年同期提高0.9個百分點；在省外從業的占總人數的69.2%，降低0.9個百分點，其中在廣東省從業的占總人數的51.2%，降低2.7個百分點。
此前國家統計局在安徽、江西的調查，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
貴州黎平縣委督察室主任禹華忠告訴記者，近年來很多農民工不愿到沿海打工，是因為在本地的實際收入已經很高。如果去掉各種吃住成本，所剩并不比沿海低。
記者也發現，目前有過去在沿海打工的員工，開始轉向內陸地區。
中西部地區最低工資大幅上調，可能與用工需求大，剩余勞動力減少有關。四川統計局人口就業統計處副處長魏翰告訴記者，目前四川還沒有達到勞動年齡人口總數要下降的情況，因此跨省外出打工的確減輕了在省內就業的壓力。“但是未來隨著農村人口轉移人數逐漸減少，四川和沿海的工資差距會越來越接近，回省工作的趨勢是存在的，還需要一段時間。”他說。
這種勞動力短缺的時代可能會很快到來。比如湖南在2011年勞動適齡人口達到4770萬的峰值，2012年已經開始出現少量下降，預計在2018年前基本維持在4700萬人，之后甚至可能出現大幅度下降的年份。
湖南統計局人口處鄧艷告訴記者，湖南每年還有外出在省外打工的幾百萬人，這部分90％都是勞動年齡人口。未來如果這部分人加速回流，可以彌補勞動力的短缺，可能會延緩人口紅利結束的步伐。這樣湖南人口紅利結束的時間可以和全國爭取同步，即2014、2015年左右。“但是工資快速上升是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