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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歲的陳蘭芬是溫州本地人，從1994年和丈夫白手起家，一起在市中心租了幾個鋪子開始經營飯店。盡管年收入超過40萬元，手里還有幾套房子，但陳蘭芬還是覺得攢的錢不夠。一家人至今還擠在一套7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只有8歲的兒子說起“炒房”賺錢竟也頭頭是道。
在陳蘭芬看來，每天早上9點上班，晚上9點下班，逢人就陪笑臉，拼死拼活干還不如把房子出租來錢快。
“不讓自己閑下來主要是想給兒子做個好榜樣，不然孩子的同學提起他們的父母是公務員或在銀行工作，而自己的父母閑在家里，不太好。”提及公務員、銀行職員這些工作，陳蘭芬的眼神里不自覺地流露出羨慕。
私營企業主潘騎從1998年注冊成立了高科數碼科技有限公司，目前公司有9個銷售門店，一年銷售收入大約在1.5億元左右。
潘騎說，自己每個月拿5000多元工資，加上年底分紅，年收入大約為30萬元，妻子在一家皮革公司工作，年薪大約為15萬元。主要資產是在溫州有一套房子，在杭州和蘇州各有一套仍在按揭的房子以及一輛奔馳汽車。
“全國范圍來說，我的收入肯定是超過了平均數，但是在溫州，只能勉強算是中等。而且現在中小企業生存形勢不樂觀，融資難，競爭激烈，原材料、用工各種成本都在漲，心里頭挺慌。”他說。
潘騎說，他們不像公務員那樣旱澇保收，很多現在擁有的財富可能說沒就沒了。
江西贛州人胡銘慧來自農村，2006年從江西服裝學院本科畢業進入報喜鳥集團有限公司工作。剛來的時候屬于3級技術員工，年薪大約4萬元，現在已經是加盟中心總經理助理，稅后收入大約近30萬元。買了一輛價值26萬元左右別克君越汽車，至今還未在溫州購買住房。
提起他的高收入，胡銘慧嘆了一口氣說，和他一起畢業的同班同學有53個人，大部分人現在做設計師或者在車間做主管，月收入超過5000元的都不多，他屬于是混得最好的那一類，但目前仍然和妻子、兩歲的兒子擠在公司的出租房里。因為在溫州買房沒有250萬元下不來，這就要不吃不喝工作10年。孩子馬上要上托兒所，又是每年上萬元的開支，老家的父母都是農民，年紀大了沒保障，也需要錢。
“別看我現在收入高，好像進入了中等收入群體，但只要一搭上房子、孩子、車子，馬上就被打回原形。”他說。
36歲的山東濰坊人趙至靖留學回國后在北京一家廣告公司做創意總監，目前年收入約為30萬元。趙至靖說，他從2007年打算在北京買房，當時3環內靠近2環的房價每方約為一萬五千元，覺得貴一直拖著。去年底在5環附近買了一套面積為120平方的三居室住房，總價280萬元。首付了120萬元，現在每月房貸6000多元。
盡管妻子的年收入也超過10萬元，但是在趙至靖看來，目前的收入與自己幾乎每晚、每個周末都加班的付出還是不成正比，跟自己那些在壟斷行業、金融機構工作的同學更是沒法比。
“我這算中等收入者嗎？一個房子困擾了我四五年！攢錢速度永遠趕不上房價漲幅。因為房子，差點連媳婦也娶不上！孩子上幼兒園一年花費在3萬元左右，馬上又得省吃儉用給孩子存上小學的錢。”他說。
一些公務員和事業單位員工對于中等收入群體的劃分也并不認同，認為自己被劃分在工薪族中更為合適。
就職于杭州一家事業單位的包彩英工作已經3年了，她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扣除住房公積金、養老保險等項目，拿到手的工資每個月有3000多元。她說：“連企業的普通員工都不如，每天都是能省則省、精打細算過日子，買東西還價還了幾毛錢都要高興一陣。”
徐峰研究生畢業后通過公務員考試進入了浙江一家基層行政執法局。今年年初，他做生意的父親給他在杭州買了一套140平方米的房子和一輛價值30多萬元的大眾汽車。盡管成了有房有車一族，但徐峰認為自己和中等收入群體相距甚遠。
徐峰說：“我每個月拿到手的收入就3000多元，讀了這么多年書，遠沒有只有高中學歷的父親賺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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