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盟本周一最終批準了對希臘1300億歐元的第二輪救助，債務減記方案的達成也部分緩解了市場對于3月20日希臘可能出現無序違約的擔憂。最壞的時期似乎已經過去，但對歐債危機而言，這次買到的只是時間而不是解藥。
　　債務減記就是一種“賴賬”方式，并很可能成為一個非常壞的先例。根本問題是，如果沒有經濟增長，債務增長速度遠超經濟增速，債務比例就會繼續攀升。正如希臘歐洲與外交政策基金會(ELIAMEP)主席鄒卡里斯所言，歐債危機的解決過程越來越像一場“負和游戲”：德國等援助國不情愿進行跨國財政轉移，希臘等被救助國則視德國為干預主權的“緊縮警察”。
　　要將“負和游戲”變為“正和游戲”，就應該在結構性改革的基礎上加上一個增長刺激計劃。不過，要實現經濟增長又談何容易？
　　事實上，經濟發展失衡問題一直困擾著歐洲經濟，也是肇發這次歐債危機的重要原因。上世紀90年代，德法等西歐國家人口結構出現老齡化趨勢，實體經濟逐步進入后工業化階段，資產報酬率降低，國內需求不足，這導致了西歐經濟體對歐洲內部新市場的需求源源不斷，歐元區擴張也因此持續加速。而隨著經濟發展狀況相對落后的經濟體的大規模連續加入，歐盟各成員國經濟發展水平差距日益加大。邊緣國家的競爭力日益下降，由于債務融資成本持續上升、轉移支付收入減少、貿易逆差持續擴大，其經常賬戶趨于惡化。相反，核心國家經常賬戶有盈余。
　　歐洲整合、單一貨幣區建構加劇了區內發展不均衡。根據歐盟委員會的報告，歐元區16國的競爭力差距逐步擴大，在金融危機爆發之前的10年間，德國、芬蘭等國家的競爭力相比其他成員國穩步提升，德國GDP占歐元區GDP總規模的1/3。相比之下，歐元區三個大國法國、意大利和西班牙，特別是希臘和葡萄牙都出現了競爭力大幅下降，實際有效匯率被高估。一方面，希臘等國勞動力成本較低且缺乏金融資本，自然成為資本的凈流入國，即債務國，嚴重依靠資本借貸支撐，透支消費，政府財政債務化；另一方面，勞動力市場僵化和勞動力不能有效流動，各國工資很難調整，數據顯示，自1999年以來，德國工資的漲幅比南歐少了20%，這自然大大提升了德國的競爭力和生產效率。
　　希臘實施了債務重組，下一個很可能是葡萄牙，而歐盟更要為意大利和西班牙這類更大的經濟體擔心。事實上，如果內部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不能解決，就不可能實現真正的增長，歐洲重債國也難以靠自己的力量走出危機。
　　對于歐洲而言，縮小區域發展差異，打造更有效率的產業基礎，提升各成員國間的整體競爭力，才是走出危機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