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力推進醫藥衛生事業改革發展。”3月5日政府工作報告，將此作為2012年主要任務之一，讓正在此間參加兩會的代表委員感到振奮。
    13億人的醫療保障，是道世界性難題。在歷經3年努力后，中國醫改已步入“深水區”。醫改還存在哪些焦點熱點問題？下一步怎樣突破？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就此提出了建議——抓住三大突破點，深化改革，使全球規模最大醫改“更上層樓”，使更多的人不得病、能看病、看得起病，更能看好病。

    基本醫療保障網：要“廣覆蓋”也要“多層次”

    ——加快健全全民醫保體系，鞏固擴大基本醫保覆蓋面，提高基本醫療保障水平和管理服務水平。
    ——城鎮居民醫保和新農合補助標準提高到每人每年240元。
    ——全面推開尿毒癥等8類大病保障，將肺癌等12類大病納入保障和救助試點范圍……
    一系列的發展計劃，一筆筆“真金白銀”的預算。
    “我國政府推進全球規模最大醫改的決心和力度由此可見一斑。”全國人大代表劉曉武認為，我國醫改已取得明顯成效，基本醫療保障體系已基本形成，基層醫療衛生服務體系逐步健全。
    “同時也要承認，‘看病難，看病貴’仍是社會關注的焦點問題。”劉曉武說。
    作為農民工代表，全國人大代表朱雪芹表示：“現在上海正在逐步將外來從業人員納入城鎮職工社會保險范圍，其中就包括了醫療保險等保障，有效減輕流動人口‘漂’在異鄉、心中沒底的感覺。當然，我們也非常希望隨著制度的完善，能逐步縮小待遇水平的差距。”
    “廣覆蓋”之后，通過改革完善醫保支付和醫療救助制度，發展商業健康保險等舉措，將基本醫療保障網編織得更精密、更牢固，是今后的方向。
    全國政協委員張群表示，隨著醫改的推進，我國醫療保障制度的公益性質逐步得到明確，根據國情，我國的醫保改革還得實行“兩條腿走路”的多元化方針，即“國家保證基本，完善個人自保”。
    他建議，在國家保基本的前提之下，可建設一些基于市場機制的非營利性的醫療保險互助性質的保險，個人可根據自身家庭經濟或對醫療需求的實際情況投保，真正做到“我無病時幫他人，我若有病人助我”。

    基本藥物制度：不能靠降價“單兵突進”

    不久前舉行的國務院常務工作會議提出，深化醫改的第二個重點是鞏固完善基本藥物制度，加強基層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建設。
    解決“看病難、看病貴”問題，需要降低藥價，還需要依靠完善基本藥物制度，加強基層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建設。
“藥價確實下降了，以治胃病的奧美拉唑為例，１４粒裝的原價１４．３元，現在只有１．２６元。”山東省淄博市張店區凱瑞園社區衛生服務中心主任董硯奉對記者說。
    實行基本藥物制度以來，這個社區機構的門診量逐月以１０％至１２％的速度上升，而人均處方費用從８０元下降到５０多元。
    而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紅十字會曲阜醫院院長姜健認為，現有基本藥物目錄尚不能有效滿足群眾的基本醫療需求，有些列入目錄的品種基層不需要，有些基層急需的品種又沒列入，“讓臨床醫生有做無米之炊的感覺，也影響了群眾的用藥選擇權”。
    “現行的基本藥物招標規則也應進一步修改和完善。”全國人大代表、安徽豐原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李榮杰認為，現行的基本藥物采購制度以及基本藥物招標中實行“雙信封”的制度是合理的，但是商務標書“最低價中標”成為評標的核心，一些企業追求短期利益，惡意競爭，導致突破價格底線，很可能導致降低藥品質量。
    “一味追求降價，可能威脅群眾的用藥安全，也不利于制藥企業的自我積累和技術創新。”李榮杰說。
他建議，建立覆蓋全部醫療機構的基本藥物制度，修改和完善現行的基本藥物招標規則，合理增加常用藥，豐富基本藥物品種。

    解決“以藥補醫”需下最大決心

    “政府對公立醫院改革，破除‘以藥補醫’下了最大的決心，但目前來看水比較深。”在政協大會上，全國政協委員、衛生部部長陳竺表示，“即使再困難也要跨過去。”
    政府工作報告道出了公立醫院改革的關鍵點——推進公立醫院改革，實行醫藥分開、管辦分開，破除以藥補醫機制。鼓勵引導社會資本辦醫，加快形成對外開放的多元辦醫格局。

    “破除以藥補醫機制”，為改革指明了方向。

    “總理的報告提出了醫改的方向問題，可以看出經過了大量前期調研和研究。”全國人大代表、老百姓大藥房連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謝子龍認為，破除“以藥補醫”勢在必行。
    “藥品進醫院，要給醫院交贊助費等各種名目的費用，這種藥品流通環節中普遍存在的不良現象雖已緩解，但仍未杜絕。”已經當選全國人大代表20多年的北京軍區總醫院副院長楊蓉婭認為，這些費用最后都將被轉嫁到患者身上，“看病難、看病貴”仍然無法解決。
    據部分代表委員在公立醫院改革試點城市調研結果顯示，一些三甲醫院的藥品收入占到其總收入的40%至50%，而基層的公立醫院這一比重則占到70%至80%。
    此外，由于醫院對醫生處方權缺少限制，在個人利益的誘惑下，醫生也傾向開“大處方”，用“高價藥”。
    “降藥價，應推行‘兩票制’，即藥品從藥廠賣到一級經銷商開一次發票，經銷商賣到醫院再開一次發票。”李榮杰代表認為，對臨床藥品，用到患者身上的價格要高出制造企業出廠價格至少4倍，這已成為行業內的“潛規則”。巨大的價差空間使部分流通企業通過不正當競爭手段與醫院和醫生形成“利益鏈”，助長了醫生亂開處方，從而推高了患者用藥價格。實行“兩票制”，減少藥品流通環節，既可以控制藥品價格，又有利于大量淘汰不良的商業公司，凈化流通環境，從而促進醫藥產業健康發展。
    “在‘降’的同時，也要有‘補’。”全國政協委員徐國權建議，破除以藥養醫，取消醫藥加成，補償機制必須跟上。讓醫生的價值有所體現，這樣才讓醫生和醫院有了取消醫藥加成的動力和能力。
    “醫改對以藥養醫開刀，大方向是正確的。同時，也要研究政府相應的補償機制如何跟上去。”全國人大代表劉璠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保證醫院的正常運營，必須做到政府投入與取消藥物加成“同步到位”，這樣才能從根本上保證醫院正常運轉，回歸公立醫院的公益性。否則，讓醫院舍棄自身利益去落實醫改，很難真正做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