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把“控物價”排在了“穩增長”之后，但這并不表明，“控物價”之手可以放松。
　　如同開車需要根據路況時時調整方向盤一樣，宏觀調控政策也應根據物價波動幅度動態調整。如果說，今后相當長時期內，我國可能面臨物價持續上漲的壓力，那么，政府更是有必要保持高度警覺，把“控物價”作為一門經常性的“功課”來做。
　　物價總體水平持續大幅上漲，即通貨膨脹。物價總體水平持續下降，為通貨緊縮。從民生角度看，通脹會使老百姓手中的貨幣變“毛”，實際購買力下降，財富縮水；通縮則會造成經濟疲軟，市場蕭條，企業盈利下降，進而導致失業上升，居民收入下降。通脹和通縮，既是經濟健康發展之敵，也是民生之害。正因如此，穩定物價與保持經濟增長、促進就業、平衡國際收支，被并列為宏觀調控的四大目標。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為應對危機，多數國家和地區都采取了增加流動性的政策，導致貨幣超發，通脹抬頭。受多種因素影響，中國物價上漲壓力也明顯增大。為了穩定物價，從2010年起到2011年7月，人民銀行先后12次上調了法定存款準備金率，5次上調了存貸款基本利率。再加上其他多種手段的配合，2011年7月份起，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同比漲幅開始見頂回落，12月份降至4.1%。
　　然而，由于當前導致物價上漲的主因發生了變化，由前期的貨幣過度供給轉為多方面成本推進，而成本推動型物價上漲的回落會相對緩慢，所以在今年乃至未來一段時間內，物價上漲壓力仍然較大。這也是政府將今年物價上漲目標確定為“控制在4%左右”的原因所在。
　　既然物價上漲“病因”不同，“治療”辦法也應有別于以往。
　　專家們比較一致的看法是，當前我國物價上漲的壓力主要來自以下幾方面：一是國際貨幣寬松造成的大宗商品價格上漲，二是農業基礎薄弱帶來的農產品價格上漲，三是步入老齡化社會導致的勞動力成本上升，以及經濟結構粗放引起的物流成本與環境治理成本增加等。
　　針對上述情況，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開出了三劑“藥方”。第一條“增加生產、保障供給”，是為了緩解農產品的供給不足；第二條“搞活流通、降低成本”，是為了降低物流成本；最后一條“加強監管、規范秩序”，則是為了排除非市場因素對物價的擾動。與2011年相比，沒有了“有效管理市場流動性”的要求，增加并突出強調了要降低物流成本。
　　鑒于在經濟運行的不同時段各種成本推動因素對物價上漲的推力大小不一，所以在具體執行過程中還要根據實際情況“適時適度預調微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