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22日，西峰至長慶橋至鳳翔路口高速公路正式建成通車，連接了陜西、甘肅兩省，成為西北地區與沿海省區經濟交流與合作的紐帶。新華社記者　梁強/攝

    始于1999年的西部大開發是中央發展西北最重要的舉措。12年間，西部大開發政策的實施不僅使西北的基礎設施、民生、“退耕還林”有了巨大發展，而且還由此帶來了一系列促進經濟、生態發展的可觀“紅利”，大大增強了西北的元氣。不過，由于招商引資中的失策，以及生態建設與經濟發展的矛盾，西北一些地方的經濟發展也由此受到了限制。

　　基礎設施建設帶來投資“紅利”

　　西部大開發給西北帶來的最顯著成就要數一大批重大基礎設施項目的建成，它使西北原本極為落后的基礎設施面貌有了很大改觀，并成功地拉動了更多的投資進入西北。
　　在西部大開發啟動前，即1998年，西北基本建設總投資還不及廣東一省的39%。落后的基礎設施，使得西北在與東部競爭、吸引外來投資時處于絕對的劣勢，也使得經濟增速遠低于東部。而西北經濟增長不足，又導致地方缺乏足夠財力，無法改善現有基礎設施，投資環境更加難以改善。
　　寧夏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何風雋把這種情況稱之為欠發達地區的“增長陷阱”，他認為如果沒有強大的外力沖擊與內部機制的再造，西北是很難走出“經濟落后-基礎設施投資不足-投資環境難改善-經濟增長受制約”的怪圈的。而由中央政府主導的西部大開發，大搞基礎設施，恰好產生了強大的外力打破了原有的怪圈，使西北成功地走出了“增長陷阱”，并隨之帶來了豐厚的投資“紅利”。
　　據陜西、甘肅兩省發改委提供的統計數據顯示，兩省以交通為代表的基礎設施在西部大開發期間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1999-2011年，陜西省高速公路通車里程由不足200公里增加到了3800公里，甘肅省高速公路通車里程由13公里增加到了2000公里。

　　發展民生帶來消費“紅利”

　　西部大開發在西北取得了另一個巨大成就，就是西北1億人口的民生得到了顯著改善。12年來西北人均可支配收入迅速增長，貧困人口逐年減少，養老、醫療等各項社會保障事業在城鄉逐步推開。迅速發展的民生使得西北老百姓手中的閑錢比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都要多，購買力空前提高，這又有力地帶動了西北消費的增長。
　　以新疆為例，西部大開發的12年是新疆自治區政府投入民生資金最多、各族人民受益最多的時期。新疆城鎮居民人均收入已從1999年的5428元增加到了2010年的13644元。西北民生的改善，使得老百姓的購買力空前提高，消費增長迅猛。以陜西省為例，2001年陜西省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僅為665.12億元，而到2010年陜西省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已增加到3220億元。
　　陜西省社科院副院長石英認為，由于西北地處我國內陸，外貿依存度低，經濟主要由投資和消費帶動，因而民生改善帶來的消費“紅利”對西北尤為重要。石英強調，由于投資不可能長期高位增長，西北經濟能否持續高速增長實際上最終得看消費是否帶動起來。西北今后應進一步發展民生，使之帶來更多的消費“紅利”，最終使消費能逐漸取代投資成為推動西北經濟發展的第一動力。

　　“退耕還林”帶來生態“紅利”

　　西部大開發除了帶來投資、消費等經濟“紅利”外，還通過國家“退耕還林”等政策給西北帶來了可觀的生態“紅利”。
　　據調查，目前西北生態保護和環境建設已取得了實質性進展。僅到2009年底時，甘肅省就完成退耕還林2618.3萬畝，退牧還草6820萬畝，實現了6000多萬畝國有天然林全面禁伐。陜西省累計完成退耕還林和荒山造林3550萬畝，森林覆蓋率由退耕前的24%提高到37.3%，治理水土流失面積5萬多平方公里。寧夏完成國家下達的退耕還林計劃任務1229萬畝。
　　“退耕還林”政策的實施給當前的西北帶來了非常可觀的生態“紅利”。據寧夏林業局局長王德林介紹，寧夏通過實施退耕還林，已有效地控制了水土流失和土地沙漠化，累計治理水土流失已超過2萬平方公里。
　　寧夏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劉雙萍教授對記者說，“退耕還林”帶來的生態“紅利”如今在西北一些地區已逐漸顯現，而且隨著大開發的繼續推進，這些地區可在很長一段時間享受這些“紅利”。正所謂“十年打基礎，百年得實惠”，“退耕還林”在這些地區帶來的生態“紅利”將會持續很多年、惠及子孫后代。

　　西部大開發中的的遺憾

　　西部大開發給西北帶來“紅利”的同時，由于招商引資中的失策，以及生態建設與經濟發展的矛盾，西北一些地方的經濟發展也留下了不少遺憾。
　　在剛開始進行西部大開發的時候，由于過于追求招商引資的數量，西北一些地區出現了“招來女婿忘了兒”的現象。一些官員對外來投資極為熱衷，而對本地的企業發展卻置之不理，有的官員甚至一味地提出要解放思想，要“不求所有、但求所在”，對本地企業的發展并不采取積極扶持的態度。這一期間，西北不少產業的重要企業都委于他人，給西北經濟之后的發展帶來很多消極影響。
　　如目前已成為國家支柱產業的汽車工業，西北原本有一家制造轎車的西安秦川汽車廠。但是，當時的一些領導對西安自己發展小轎車沒有信心，他們沒有像安徽蕪湖的領導支持奇瑞汽車一樣支持本地轎車發展，而是在2003年把西安秦川汽車廠賣給了深圳的比亞迪。比亞迪借此不斷做大，成為了我國自主品牌汽車的重要生產商，西安則只能成為比亞迪四大汽車產業基地中的一個生產基地，喪失了發展本地轎車的機遇。
　　此外，西部大開發積極提倡的生態建設也給西北一些地方的經濟發展帶來了很大限制。如位于陜西南部的漢江和丹江是我國南水北調中線工程的主要水源涵養地，漢江和丹江流域數百萬老百姓在搞西部大開發時就無法發展他們的一些優勢產業。據了解，陜西南部的農民素有種植黃姜的傳統，其種植面積曾占全國一半，是陜南貧困農民收入的主要來源。在西部大開發剛開始后，陜南發展起了黃姜加工業企業，但這些加工廠每加工150噸黃姜生產1噸皂素，平均要排放污水600-800噸，廢水中的COD含量超過國家排放標準的50倍以上。這些廢水排入漢江、丹江后，嚴重影響著建成后的南水北調工程的正常運行。為此，陜南關閉了大批黃姜加工企業，種植黃姜的當地農民利益受到了很大損失。
　　西北一些經濟專家對記者說，西北招商引資中出現的“招來女婿忘了兒”的現象非常值得關注，政府官員在發展本地經濟時應有通盤、長遠的考慮，要為地方經濟可持續發展努力。同時，對于生態建設與經濟發展的矛盾，政府也應考慮到老百姓的利益，要給農民指引一條既環保又致富的路子，或是采取生態補償的方式，如建立西北生態補償基金，用來補償因國家生態工程而導致的老百姓的損失，以此來保護老百姓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