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經濟發展正處在何去何從的十字路口，不穩定性不確定性突出，風險挑戰增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2011年11月9日在北京國際金融論壇講話時警告說，全世界面臨“前途未卜且金融動蕩”局面的風險，除非各國共同采取行動，抵御發展所遇到的挑戰，全球經濟有出現“失去的十年”的風險。各國期待一次新的經濟學革命，在有效經濟理論指引下，重振世界經濟。
　　在科技革命、經濟學革命和管理革命的推動下，人類社會和世界經濟發展速度大大加快。英國安格斯·麥迪森在《世界經濟千年史》專著中介紹世界人口，公元0年為2.3億，公元1000年為2.68億，1820年達到10.41億，1998年達到59.08億。世界經濟年均增長率：公元1000-1820年為0.2%；在第一次技術革命推動下，19世紀為1%；在第二、第三次技術革命推動下，20世紀達到3%。北京大學張維迎教授2008年1月7日在《上海證券報》發表題為《市場經濟與財富》的文章援引美國伯克利大學經濟學家德隆的研究顯示，人類從舊石器時代到公元2000年的250萬年間，全球97%的財富是在1750年以后的250年即0.01%的時間創造的。即使在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期間，全球財富仍在增加。瑞信研究院2011年10月19日發表的《全球財富報告》指出，全球財富總值已由2010年1月的203萬億美元增加到2011年6月的231萬億美元，預計未來五年將增長50%，達到345萬億美元。
　　在人口增加、經濟增速加快和財富越來越多的過程中，積累的深層次問題和矛盾越來越多，主要是經濟增速和資源瓶頸、資源消耗和生態環境、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大型城市和中小城市、利用外資和利好內資、海外市場和擴大內需、引進技術和自主創新、財富增加和分配不公以及市場機制和政府干預等十大關系越來越不協調，其中特別是市場機制和政府干預往往顧此失彼、難以相輔相成。近現代西方經濟發展史顯示，自由放任主義曾長期占主導地位，即使在凱恩斯主義盛行時期，特殊利益集團及其代理人也頑強抵制宏觀干預。日本《中央公論》月刊2011年11月號刊登日本國際基督大學客座教授巖井克人題為《與自由放任主義訣別》的文章指出，以米爾頓·弗里德曼為首的新古典經濟學的基本主張就是讓那只“看不見的手”即市場機制來同時提高效益和穩定。他們認為：當出現商品不足時，市場就會漲價，企業就會增產，消費者社會制約購買，從而使供求關系自動地得到調整；這樣一來，資源就會自動實現有效配置；因此，只要市場能夠順利運轉，類似恐慌的那種“不穩定”狀態就會消除。在2003年的美國經濟學年會上，新古典經濟學派的代表人物芝加哥大學教授羅伯特·盧卡斯甚至高調宣稱，“宏觀經濟學的歷史使命已經完成”。2004年，現任美聯儲主席的伯南克也宣稱，“當今世界經濟已進入大穩定時代”。然而，僅僅幾年之后的現實卻全面否定了這些高論。世界經濟不僅沒有進入什么“大穩定時代”，反而陷入了“大不穩定”的旋渦。巖井克人教授認為：“資本主義的敵人，或者說自由的敵人，其實并不是社會主義，而是自由放任主義。我們必須首先與那種所謂‘資本主義越純粹其經濟效益和穩定性就越高’的自由放任主義訣別，在此基礎上才能摸索更好的資本主義模式。”
　　英國《衛報》2011年10月10日的文章介紹，自1968年以來，那些傳播“看不見的手”的經濟學理論一直把持諾貝爾經濟學獎。特別是在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初期，諾貝爾委員會一直支持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觀點和他們關于“純粹市場”的研究，以自由市場獲得經濟平衡的理論合乎他們的口味。如今看來，諾貝爾委員會改變了以往的風格，連續兩年頒獎給主張經濟干預的經濟學家。201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是麻省理工學院的彼德·戴蒙德、美國西北大學的戴爾·莫滕森和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克里斯托弗·皮薩里德斯，他們力圖研究一種理論用以解釋為何有大量空余崗位時還會出現許多人失業。皮薩里德斯獲獎后隨即開始批評英國政府的經濟政策，認為政府削減財政赤字的速度過快，增加居民就業至關重要。文章認為，紐約大學的托馬斯·薩金特和普林斯頓大學的克里斯托弗·A·西姆斯獲得201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是對芝加哥學派自由市場主義者的一種抵制或拋棄，兩位研究央行和政府政策對宏觀經濟影響的經濟學家獲獎或許是社會民主主義者、調控思想和干預資本主義的一次勝利。
　　瑞典皇家科學院決定把201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發給薩金特和西姆斯的頒獎詞指出，薩金特展示了“結構宏觀經濟學”如何被用來分析經濟政策的長期挑戰，而西姆斯則發展了一種分析經濟如何受政策臨時變化的影響的方法，譬如利率的提高。“今天，薩金特與西姆斯研究出的方法已成為宏觀經濟研究領域必不可少的工具。”頒獎詞還指出，這兩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在解決諸如經濟增長與通貨膨脹如何受臨時加息或減稅的影響問題上研究出了方法。
　　關于結構經濟學，世界銀行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在《經濟學季刊》2011年第一期發表題為《新結構經濟學“新”在哪？》的文章認為，就相似性而言，“新”與“舊”結構經濟學都以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結構性差異為基礎，并且都承認政府在協助經濟從較低發展階段向較高階段提升時所起的積極作用。然而，就政府的目標和干預措施而言，新舊結構經濟學卻有著諸多根本性的差異。從2009年初開始，林毅夫試圖重構發展經濟學的基本框架，并選擇以“新結構經濟學”(New　Structural　Economics)進行新的學術概括和梳理。《財經》雜志2011年11月7日總第325期刊登林毅夫接受該刊特派記者張燕冬采訪時談話的主要內容。林毅夫認為，從經濟學角度看，既要“超越凱恩斯主義”，也不應追隨“華盛頓共識”，而應發揮市場和政府的協同作用，即政府的政策和各種制度安排必須考慮不同發展水平的結構性特征。
　　自2008年雷曼兄弟投資公司破產引發全球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以來，世界主要經濟體的政府都在采取各種措施緩解主權債務風險或危機以及大規模介入經濟調控。美國《時代》雜志2011年10月10日一期載文認為，關于資本主義的整體認知正在重構，甚至一些具有市場傾向的經濟學家也不例外。
　　經濟學家、企業家和政治家在吸取歷史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有智慧探索出市場與政府協調、市場機制與政府干預相輔相成的經濟理論和政策，從而實現人與自然、經濟與社會和諧持續健康發展。一次新的經濟學革命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