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獲悉，中國人壽保險集團(下稱“中國人壽”)、中國人民保險集團(下稱“中國人保(微博)”)、中國太平保險集團(下稱“中國太平”)以及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下稱“中信保”)的組織關系及人事權將統一交至中組部。
“應該很快，屆時中組部將會分別蒞臨相關保險集團考察，走完程序之后，即升級為副部級單位；這也意味著四家保險集團的高層‘官升一級’。”11月10日，一位消息人士說。
保監會方面拒絕對此評論，但一位監管層人士透露，此事由決策層動議，可能性很大，不過，具體施行時間不好確定。“這樣更為公平，保監會應監管行業而非個別企業。”他說。
國家行政學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說，現有體制下，類似中國人壽、中國人保等大型國有保險集團，資產規模很大，其組織關系、人事權理應由中組部負責管理。
回歸還是變革？
某種意義上，這也是幾大國有保險集團之組織關系及人事權的一種回歸。
1996年前，中國只有一家國有保險公司——中國人民保險公司(簡稱“老人保”)，其領導干部人事關系均在中組部。
1996年之后，按照業務種類劃分的“老人保”被拆分為四家保險公司：如壽險業務為中國人壽、財產業務為中國人保、再保險業務為中國再保險公司(簡稱“中再集團”)、以及總部設在香港的中保國際(后更名太平保險集團)；2001年，中國人保的出口信用保險部又被劃出，在此基礎上成立了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簡稱“中信保”)。
在中央金融工委1998年6月成立之后，這幾家國有險企的組織關系及人事任命權則移至金融工委組織部。不過，隨著金融“三會”的成立及中央金融工委的撤消，相關保險公司之人事任命權又被移至保監會。
今年5月6日，原保監會主席吳定富、副主席周延禮等親臨中國人壽集團宣布，原保監會主席助理、新聞發言人袁力接任中國人壽集團總裁和黨委書記。楊超已到退休年齡，將正式退休。
由于匯金對中再集團進行注資股改，中再集團的人事組織關系則早在2009年已從保監會轉交由中投公司負責管理。因此，此次人事關系將從保監會“上交”至中組部的四家險企分別是：中國人壽、中國人保、中國太平、中信保。
未來，其人事權移至中組部之后，則由中組部企業干部局(五局)決定四大保險集團的高層任免，保監會負責行業監管。
有意思的是，保監會對于人事權剝離之后的中再，其監管似乎更為嚴格。例如，保監會在今年7月到9月三個月的綜合性現場檢查時間內，查出中再集團諸多違規違法問題，中再集團及其旗下子公司共吃了7張罰單，罰金逾220萬，中再可能因此成為今年來處罰最重的公司之一。
業界人士分析，中再集團的罰單背后與其業務的特殊不無相關。“不過，監管層似乎沒有看到這些內因，也駁回了我們的申辯。”一位接近中再高層人士說。他認為，某種意義上，7張罰單里潛藏了監管層的一些情緒因素。
“由于沒有人事權，保監會認為中投委派的高管并非出身保險業，未必真正了解保險。”上述人士稱。
問題是，未來同樣的情況是否會出現在人事權即將劃撥的上述四家保險集團？作為監管層，保監會既管制度建設又管人事任命，就像裁判與運動員不分，顯然不利于高效監管。
一位保監會官員說，雖然中再領導班子的管理權劃給了中投，但按照《保險法》有關規定，其高管的任職資格審查還在保監會。如此，也許失去幾家保險公司人事權的保監會可以找到某種平衡。
事實上，關于保險集團高管人事調整的傳言已有時日。據一位業界人士透露，之所以在此時點上明確方向，也有“目前保險集團規模、體量太大，市場影響力日益提升，但行政上，相應的保險集團高管只是局級干部，明顯與其所掌管的保險機構不相適應”的考量。
金融國資委猜想
此次四險企的人事權移交，再次引發了業界對“金融國資委”的猜想。它們都是國有金融機構，而財政部一直在積極主張建立國有金融機構的管理機制，即金融國資委。
也有專家呼吁設立金融國資委，區分監管者與出資人的角度，形成統一的金融監管。
不過，消息人士說，調整利于整個保險行業的發展，且決策層已經確定調整方向，理論上，與金融國資委的設想關系不大。
此前，在財政部看來，隨著國有金融資產規模的壯大與國資業態的變化，有必要明確國有金融資產出資人的職責，仿照國資委建一個管人、管事、管資產的平臺。但中央國有企業的人事權并不在國資委，而是在中組部；此次四大國有險企組織關系、人事權劃轉至中組部，或許也是某種鋪墊。
財政部曾在第三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前的2006年底就動議設立金融國資委，但囿于各種客觀原因，建議未被采納，財政部也從未放棄該“訴求”。其初步設想是，財政部金融司與匯金共同設立金融國資委，負責管理所有的國有金融資產。財政部的政策依據是，中央機構編制委員會辦公室曾于2003年專門印發有關文件，稱金融類企業國有資產基礎管理，繼續由財政部負責。
竹立家認為，成立金融國資委確有其必要性。隨著經濟形勢的發展變化，金融機構在國民經濟中的分量越來越重，我國大型國有金融機構需要統一管理，不妨直接在國務院下設相關機構。“但財政部是政府的大管家，其職能是如何使用好公共財政收入，不宜成為國有金融機構的管理者。”他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