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全球經濟衰退的邊緣，各大經濟體發出支持經濟增長的強烈信號。無論是把激活經濟增長作為重要目標的G20“戛納行動計劃”，還是歐洲央行改弦易張突然降息，再或是美聯儲議息會議上暗示可能購買抵押支持債券(MBS)的表態，種種跡象表明，在主權債務高懸、全球經濟增長乏力的情況下，越來越多的國家可能加入“二次寬松”的陣營。
盡管有3%的通脹高壓線，但剛剛走馬上任的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還是毅然宣布將歐元區基準利率從1.50%下調25個基點至1.25%。德拉吉美式的行事作風，很可能讓歐洲央行效仿美國救助金融危機的做法，包括改變幾十年來歐洲央行不能在二級市場直接購買主權債券的鐵律，再加上高盛的經歷讓德拉吉深諳金融市場杠桿操作之道，歐洲央行在未來會更加大膽。
歐洲的意外降息可能再啟全球二次寬松的閘門。從美國經濟形勢和政策走向看，受制于歐洲問題擴散的影響，以及債務壓力和財政束縛的增加，美國經濟加速增長的態勢未必會延續至四季度或是明年。高盛預計，美國的GDP增速第四季度可能放緩至1%，明年第一季度進一步減慢至0.5%，這也就意味著未來包括QE3、降低超額準備金利率以及設定名義GDP目標并與利率掛鉤的刺激政策還可能出臺。而從日本境況看，為應對日元升值對實體經濟的嚴重拖累，日本央行有理由再度實施量化寬松，進一步放松貨幣。
而新興市場國家經濟增長和貨幣政策調整也不可能與發達國家脫鉤。近期，為了防止經濟大幅放緩，抵御歐債危機對出口的沖擊，巴西、印尼等部分新興市場國家央行開啟降息通道，這意味著新興經濟體的政策出現轉向。
其實，全球并不真“差錢”。2008年金融危機至今美元流動性增長了2.3萬億美元，全球廣義貨幣供應M2已接近60萬億美元左右。在全球十大經濟體中，美國、中國、日本、英國、巴西、印度、加拿大這七個國家，2008年到2010年三年時間，貨幣供應量增加了8.96萬億美元，增幅高達43.16%，市場感到流動性緊張主要是因為債務危機下的金融“去杠桿化”和市場的“去風險化”讓這些流動性“藏”起來了。
因此，全球重拾“二次寬松”或繼續長期維持低利率，不但會延誤發達國家本應采取的去杠桿化措施，致使資源配置不當，也為發生嚴重的金融扭曲埋下禍根。對于新興市場而言，化解債務風險的能力相對較弱。2012年，新興市場國家的通脹壓力繼續明顯高于發達國家。根據IMF的預測，2011年和2012年新興市場整體的通脹預估值分別為6.9%和5.6%，而同期發達市場整體的通脹水平僅為2.6%和1.7%，相對更高的通脹壓力使得新興市場難以通過放松貨幣來沖抵財政鞏固的負面效應。在全球超低利率水平下，新興經濟體資產價格繼續膨脹，私人部門負債迅速增加，并可能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
當前的中國經濟同樣面臨內憂外患，不能忘記2008年金融危機貨幣寬松刺激政策所帶來的后遺癥依然在發酵，更不能重新打破在保增長與抑通脹之間已經取得的“微平衡”。中國經濟不能再為全球廉價貨幣而埋單了。應當為我為主，堅持既定的政策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