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參考報》記者日前從全國人大環境與資源保護委員會多位委員處獨家獲悉，新一版的《環境保護法》草案討論稿(以下簡稱“新環保法草稿”)已將被視為“政策環評雛形”的條款刪除。環保部一位官員指出，如果對政策環評條款被刪一事不重視，“十二五”期間，中國有可能失去對宏觀經濟政策進行“最高級別”環評的機會。
　　環境影響評價(以下簡稱“環評”)是指對決策實施后可能造成的環境影響進行分析、論證、預測和評估，提出預防或減輕不良環境影響的對策和措施，進行跟蹤監測的方法和制度。就國際慣例來說，環評體系覆蓋面上至宏觀政策、法律法規，中至地區性、行業性規劃，下至具體的項目建設，分別為“政策環評”、“法律環評”、“規劃環評”和“項目環評”。目前，國內的項目環評、規劃環評已列入《環境影響評價法》，規劃環評還有專門的《規劃環境影響評價條例》。但“政策環評”仍處于缺位狀態，法律環評更罕見官方提及。
　　“政策環評”在國內其實也不是一個新鮮詞匯，早在2005年，現任環保部副部長的潘岳就曾指出，規劃環評的層次仍不夠，許多更大的環境問題，需要在更高層次即大政策層面予以解決，因此，“我們還將盡快開展相應的立法準備和政策試點，爭取早日將政策環評納入法規程序”。
　　環保部環境影響評價司原司長牟廣豐在任期間也曾力推政策環評“法定化”。牟廣豐認為，中國亟待對人口政策、貿易政策、能源政策、城鎮化政策、工業政策等宏觀政策的各種影響進行全方位審視和修正。唯有政策環評，才能避免“西部大開發”變成“西部大開挖”，才能避免“產業轉移承接”變成“石化污染沿海化、重金屬污染內地化”。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環評專家指出，“由于沒有政策環評的前置性介入，環評報告審查和‘后評價’監管就顯得被動。”目前的情況是，環評大多是在地方規劃文本形成初稿、征求意見時才介入，此時規劃已經基本成型，甚至項目選址大多已經確定，不可能因為環評不合格而“牽一發而動全局”，改變項目的選址、選線或者改變項目原料、產品結構等難度很大。
　　如果真像上述人士所言，“政策環評”如此重要，又因何遲遲難以出臺呢？
　　此前，有媒體引述“一位參與修法討論的環保政策專家”的觀點稱：“《草案稿》……初步具備了政策環評的雛形”，即新增了“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關部門，對其組織擬定的對環境有顯著影響的重大經濟和技術政策草案，應當進行環境影響論證”的條款。但這一說法已被多位權威人士證明是“過去時”。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全國人大環資委委員稱，不僅政策環評條款，內部專家討論會上更一度出現“廢止環保法”的聲音，“認為環評、污染治理等單行法已經足夠，沒必要搞籠統的‘環保基本法’”。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環保部官員表示：“如果‘新環保法’沒有政策環評這一條，按照正常的立法進度，政策環評進入下一版‘環保法’至少要等10年了。”記者試圖聯系環保部政策法規司、環境影響評價司，但均受婉拒。
　　“全國人大和環保部門一樣，認可政策環評的必要性，但認為很難操作，他們提出，比如某省政府制定的政策，該省環保廳敢審嗎？敢否嗎？”上述環保部官員說。
　　除此之外，來自產業部門的抵觸情緒也顯而易見。
　　一位管理汽車產業的部委官員指出，環保部門認為汽車產業政策“太激進”是城市大氣的“排污大戶”，但如果只強調“環保第一”，缺乏對產業、民生等因素的全盤考慮和細則制定，對“十二五”規劃和國務院決策的“高層次”環評將很難服眾。
　　另一位管理石化產業的部委官員則指出，對現有環評制度的落實，比出臺更高層級環評重要得多。“如果某個石化企業違反環評報告承諾，超標排污，環保部門應該對其實施強有力的監管，該停產的停產，該問責的問責。”
　　牟廣豐認為，產業部門對“政策環評”態度消極，這其中既有對行政審批權力遭到稀釋的抗拒成分，也存在“環境保護不利于經濟和就業”的“唯GDP論”觀念。
　　盡管政策環評的“法定化”前景不確定性很大，但上述環保部官員仍感到樂觀。“和前天、昨天的項目環評、規劃環評成為國家法律、法規一樣，政策環評明天一定會向我們走來。”
　　環保部環境科學研究院院長孟偉指出，“新環保法”制定過程中，全國人大環資委要廣泛征求環保部門、產業部門、地方政府乃至社會公眾的意見，綜合當前國情和長遠利益，定出建議案，再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一位環保部人士透露，該部門已建議全國人大在“十二五”期間重新修訂《環境影響評價法》，如果順利審議通過，最快可在“十三五”實現政策環評的“法定化”。
　　全國人大環資委原副主任委員、中國工程院院士錢易指出，無論是政策環評還是戰略環評，都要把“好”(發展質量)放在“快”(發展速度)之前，各地方、各行業正在編制的“十二五”規劃要緊抓落實科學發展觀，要避免重蹈過去重產業發展，輕資源環境的覆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