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林威治時間10月31日下午3點41分，一架搭乘88位乘客的澳洲航空公司客機從悉尼國際機場起飛，目的地為雅加達。隨后，澳航方面表示，希望在接下來的24至48小時內恢復所有國內和國際航班。因勞資談判破裂而導致的澳航停飛事件終于告一段落。　
　　在西方國家中，勞資談判陷入僵局可謂家常便飯，今年的NBA勞資談判到現在還是死水一潭。但澳洲航空公司如此豁得出去的手段還真不多見。10月29日，澳航不顧公眾利益而突然停飛全部航班，隨后30多個小時其在全球22個機場的108架客機癱在機場，數萬乘客出行受阻甚至被迫滯留機場，澳航還要求政府出面干預勞資糾紛。無奈的澳大利亞總理吉拉德立即申請勞動仲裁部門直接干預。當局10月31日凌晨裁定，終止工會罷工活動和澳航停飛行動，澳航隨后恢復運營。
　　回頭來看，澳航首席執行官喬伊斯發動的這次停航行動，實現了打亂工會節奏、逼迫政府干預的既定目的。然而，此事的后續影響，可能遠遠超出喬伊斯的美好設想，甚至賠上了自己的聲譽和信用。
　　在經歷長達9個月馬拉松式談判后，澳航和工會近期仍不能就相關問題達成協議，為此工會陸續實施了一連串罷工，試圖在不激化事態的前提下，讓澳航難敵壓力從而就范。據澳航方面統計，勞資糾紛已給公司造成高達7300萬美元的經濟損失。為此，喬伊斯指責工會方面搞拖延戰術，企圖“慢烤”澳航。根據澳大利亞相關法律，如果勞資糾紛威脅“個人安全、健康或人民福祉，或者對澳大利亞經濟造成重大損壞”，則仲裁部門可以裁定爭議各方“暫停”或者“終止”對抗活動。喬伊斯多次表示，希望當局盡快出手，“終止”工會罷工行動。然而，懾于勞資糾紛的敏感復雜性，工黨政府一直隱忍不發，這讓澳航非常撓頭。于是，喬伊斯鋌而走險，以澳航百年信譽為賭注，創造一個讓政府不能拒絕的理由，迫使其出手。
　　從斗爭策略層面看，喬伊斯的舉動顯然占據了上風；然而，如果從勞資關系和公關戰略層面看，澳航在決定停飛之際，顯然忽視了乘客福祉和企業信譽，這對于以服務求生存的航空企業而言無疑是重大損失。沒有趕上父親葬禮的兒子、耽誤了手術的病人、失去商機的生意人、還有回不了國的英聯邦成員國政府首腦們……如果說，在澳航停飛之前，一些民眾還對澳航的境遇有所同情的話，那么停飛事件，無疑把公眾的怒火全部引到了澳航身上。
　　此外，澳航此舉進一步惡化了與工會的關系，使雙方日后達成和解難上加難。澳航勞資糾紛走到今天，與管理層缺乏公信和公關技巧不無關系。今年8月底，澳航宣布，2010至2011財年，公司稅后凈利潤為2.5億澳元(約2.65億美元)，較前一財年增長115%。然而，在此前后，澳航決定為高管加薪，并宣布裁員約1000人。這種反差，無疑加劇了工人的不滿情緒。
　　顯然，喬伊斯的決定或許能解圍一時，卻不能消除工人對收入水平和工作保障狀況不滿以及要求不同航線間實現同酬、縮小收入差距的呼聲。
　　應當看到，澳航勞資糾紛僅僅是澳大利亞經濟發展不平衡的一個縮影。近年來，伴隨礦產品價格飆漲，澳大利亞礦業吸收大量投資，獲得飛速發展，帶來澳元匯率飆漲、通脹高企、局部勞動力短缺等問題。與此同時，澳國內制造業、旅游業、建筑業、航空服務業以及零售業等部門經受了競爭力下滑、原材料漲價和融資成本高漲等壓力，導致某些企業虧損、裁員乃至倒閉。不少澳經濟部門正處于“多事之秋”，這需要企業管理者慎之又慎，在促進公平方面做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