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30年的歷史表明，“溫州模式”在我國制度變遷和經濟模式轉變中一直發揮著非常重要的影響和極其廣泛的示范作用，在溫州自發生成的民間金融對于中國經濟的發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是溫州市場經濟的制度演進中自發形成的獨特的生存模式。我們不能因為今天溫州的危機而否定溫州，甚至將所有的板子和污水全部潑向溫州。
　　上至國務院，下至溫州市委、省政府近期圍繞溫州危機所采取的一系列舉措，對于暫時舒緩處于困境中的中小企業，規范民間借貸，防止民間高利貸等引發的一系列逃債乃至惡性案件，盡可能為民間借貸降溫，在短期能夠起到“退燒”的作用。但溫州危機的爆發，本質上是改革不徹底導致金融扭曲和實業萎靡導致的結果。因此，現在的關鍵并不是溫州該不該救的問題，而是中國如何以溫州為戒，并以本次危機為契機，思考制度性的救助方案，這無論對于溫州，還是對中國經濟，都是一次刮骨療毒的魄力之舉。我們思考溫州的救助之道，絕不是去救那些放高利貸者，也不是去救炒房者，而是通過對改革和體制的反思，推動民間借貸的合法化以及中國經濟回歸實業之道。
　　就金融方面而言，很顯然要解決多年來民間金融的合法化問題。溫總理在溫州調研的時候說的好，“民間借貸之所以阻擋不住，就是因為民營企業有需求，而金融機構又不能滿足。正門開得不大，那旁門就要開。民間借貸要規范管理，防范風險，其目的是使它健康發展。但是我們不能因為需要規范管理、防范風險，就不讓它發展。”正門開得不大，這是我國金融體系的最大弊端，而旁門又缺乏合法的身份，這是我國信貸市場扭曲的關鍵。在我國金融機構總體仍然處于短缺狀態的情況下，應該下決心將民間借貸納入主流的金融體系，成為我國企業資金的合法供應者，這是不可阻擋的歷史趨勢。
　　就實體經濟而言，中小企業之所以告別實業，乃是因房地產為代表的炒作的泡沫導致大量的資金流向虛擬領域，乃至整個中小企業的生存環境惡化。作為為中國經濟貢獻了60%以上GDP的民營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從來都沒有得到制度的關愛和傾斜，這個政策的思路不改變，不能將中小企業的發展提高至國家基本國策的高度，中小企業難以走出自身的周期率，民間借貸崩盤的風險也難以從根本上化解。
　　今天溫州，其實是整個中國經濟的一個縮影，其背后折射的都是改革層面的問題。問題的根源都是由于改革的不徹底：金融改革的不徹底，導致金融抑制，金融資源配置扭曲，地下金融滋生的同時，也在累計風險；而政治體制改革和深層經濟領域改革的不徹底，導致做實業的環境極為糟糕，民間經濟只能選擇放棄實業，去做短期的投資和投機，對于未來并沒用太多的打算，浮躁和短期化明顯，這絕不應該是一個國家盛世有的表現。因此，這次溫州，包括鄂爾多斯已經爆發的危機，是敲給所有中國人的警鐘，不藉此打破金融壟斷，不藉此推動政治體制改革，為民營經濟的發展創造良好的環境，不僅社會倒退，經濟也會出現可怕的大滑坡。切不可以“滅火”、“維穩”的心態，甚至看笑話的心態來看溫州的今天。如果不能以此為契機，痛下決心，拿出魄力推動中國改革的進程，而依然對利益集團采取綏靖的態度，喪失轉瞬即逝的改革良機，則溫州尷尬的今天，很可能就是中國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