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達世界目前正在主權債務危機的泥潭中掙扎。國債與GDP之比，美國已突破100%，歐洲整體上已達到80%，其中“歐豬五國”(葡萄牙、愛爾蘭、意大利、希臘和西班牙)均接近或超過100%，日本更高達220%，更令人擔憂的是，這一比例在未來年份還將繼續提高。
回顧歷史不難發現，主權債務危機既由來已久，亦非于今尤甚。各大國的債務與GDP之比的最高紀錄是英國在1815年創造的，為275%，1945年為250%。法國1932年國債與GDP之比高達150%，1945年為110%，同年美國為115%。到了1999年，希臘和意大利的比例超過了100%。這些國家一路走到今天并且都站在發達國家行列的原因，大多和人們“開發出來”的各種主權債務化解手段有關。
經濟學家們開出的第一個“藥方”就是增稅，這也是哈佛大學金融史學家尼爾·弗格森在《金錢關系》(2001)里討論的五個消減債務方式中的第一個，包括向公債持有者或富裕群體征收資本稅。盡管全球經濟增長頹勢日趨明顯且增稅一般而言會損害經濟增長，但不少經濟學家還是特別強調向富人征稅來增加稅收，并認為這是改變財政長期入不敷出局面的基本途徑。這項政策的另一個可能的積極后果，在于平息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內部人們對收入分配不均的憤怒。這種憤怒在今年8月發生在倫敦后，在歐洲蔓延的騷亂之中、在9月變得聲勢浩大的“占領華爾街”運動之中，均得到了充分的展現。
雖然在政治上困難重重，但幾乎所有政策建言者和制定者還都直接或間接地要求高債務國縮減支出，勒緊腰帶過難關。弗格森沒有將此列入他的五項“賴賬”途徑，但根據其《國家的破產》(2010)一書，曾任法國總統密特朗顧問的雅克·阿塔利把壓縮財政赤字作為化解國債危機的八個途徑之一。歷史上通過壓縮支出走出債務危機的成功案例是加拿大。1995年加拿大債務與GDP之比一度達到了100%，后通過堅決迅速地壓低20%預算支出了市場信心。
營造一個低利率的投資環境，被認為既有利于減輕債務中的利息負擔、也有利于經濟增長。目前主要發達經濟體的名義利率都已經相當低了，貨幣政策的空間十分有限。比較而言，歐元區比日本和美國在進一步降低名義利率的空間要大一些，而美國在運用數量寬松政策或其他與之質同名異政策上則具有優勢。這也就是人們特別關注美聯儲下一輪貨幣寬松政策(如QE3)何時、何等規模、以何種方式推行的原因。
弗格森和阿塔利在依靠經濟增長來解決債務危機觀點一致，并且在支出增長是最基本和最可靠的途經之外，也都承認在危機期間做到這一點很困難。此時問題的關鍵，就變成了如何在減少政府支出的同時會對經濟增長造成的損害最小。為在兩者間找到最佳平衡點，哥倫比亞大學的斯蒂格利茨教授主張，在既定預算約束條件下對財政支出和稅收進行結構性調整，加大對教育、道路、港口、研發和能源的支出。普林斯頓大學的克魯格曼教授則主張在短期內盡可能擴大政府支出以支持經濟增長。如果今天的債務危機惡化能夠換來明天的長期穩定增長，那就該冒預算赤字擴大的風險，因為沒有增長就沒有稅收，進而也就沒有支出。
國家用通貨膨脹方式“賴賬”，同時出現在弗格森和阿塔利兩人處理國債危機對策表中。這是一種“公認的”隱蔽賴賬方法，而且也是最經常使用的方法。歷史上“最成功的”相關案例非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的德國莫屬。高達1.2萬億倍的通脹率使1923年的德國國債幾乎降為零。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首席經濟學家羅格夫深諳歷史，他提出的對策建議就是讓美國的通脹率在未來數年維持在4%-6%的水平。這雖不公平但卻是加快復蘇最直接的和遲早要走的一步。根據阿塔利的說法，6%的通脹率可以使美國國債與GDP之比在5年內降低20個百分點，而且這種做法在美國歷史上經常被使用。
在對待戰爭與解決國債危機問題時，弗格森和阿塔利各持己見。弗格森關心的是戰爭與國債增長之間的關系，而阿塔利則把發動戰爭視為處理國債的手段之一，畢竟從歷史上看，因戰爭而債臺高筑者有之，大發戰爭之財者亦有之。在當今世界，通過戰爭、尤其是企圖通過軍事掠奪財富和巨額戰爭賠款來解決債務危機，已經不合時宜，至少是事倍功半。不過即便如此，靠發動戰爭來償還債務的可能性不可完全排除。
在違約這一點上，弗格森和阿塔利又匯合了。違約在此指的是延期支付、債務重組或強制性債務互換，而非政府破產。近代世界的國家史也可以說是違約史。1800年至2009年，全球經歷了250例國外違約和68例國內違約，其中法國就有8次，拉美有126次，非洲有63次，1932年和1939年德國和中國各出現過一次違約。1893年希臘就曾大規模地違約，并曾經導致長達半個世紀的信用中斷。1800年至1945年間，暫時或永久終止償還利息和本金引起的信用中斷期平均為6年。盡管美國聯邦政府從未有過違約記錄，但8月劍拔弩張的“債務上限”國會爭執，沸沸揚揚的“技術違約”媒體辯論，則一度把美國推向了違約邊緣，并成為導致美國國債被降級的直接原因。如果說美國違約風險只是曇花一現，那么希臘的違約便幾乎是現實。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