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政府和國會就“2011年貨幣匯率監督改革法案”糾結之際，某些澳大利亞政客和行業組織也趁機向人民幣匯率發難。這些跟風者包括澳大利亞獨立參議員尼克·色諾芬、澳大利亞工人聯合會等。他們模仿美國政客口吻，要么大談“操縱匯率”之害，鼓動政府采取保護行動；要么煽動群眾運動，試圖為施行保護主義制造民意基礎。
　　這些人的論據“進口”自美國，毫無創新，無非是指責中國通過故意壓低人民幣匯率，在對外貿易中獲得不正當優勢，因而應對中國商品征收懲罰性關稅。但這些“操縱匯率”論者顯然沒搞清楚當前澳大利亞經濟結構性失衡問題。
　　后金融危機時代，礦產品價格飆漲，澳大利亞礦業吸收大量投資，帶來澳元匯率飆漲、通脹高企、局部勞動力短缺等問題。在上述因素作用下，澳國內制造業、旅游業、建筑業、食品業以及零售業等部門經受了競爭力下滑、原材料漲價和融資成本高漲等壓力，導致某些企業虧損、裁員乃至倒閉。
　　在此背景下，炒作所謂“操縱匯率”話題避重就輕，旨在為短期內難解決的結構性問題尋求一服“安慰劑”。這與某些美國政客的做派一脈相承。只不過，澳大利亞“操縱匯率”論者的立論基礎更加薄弱。
　　來自澳大利亞外交和貿易部的統計數據顯示，2010年中國為澳大利亞最大的貿易伙伴、出口市場和進口來源地，雙邊貿易額突破1053億澳元，占澳外貿總額的19.1%。其中，澳大利亞對華出口額為643.6億澳元，增長34.3%，占其出口總額的22.6%；澳大利亞從中國進口額為409.5億澳元，增長10%，占其進口總額的15.3%。
　　很明顯，“操縱匯率”論無法解釋澳中貿易氣勢如虹的發展局面，以及澳大利亞對華貿易順差234億澳元的事實；更無法解釋中國對澳經濟貢獻已遠遠超越礦業領域，正在全面惠及澳諸多經濟部門這一事實。
　　若按“操縱匯率”論者開的藥方，澳方應對來自中國的商品施加懲罰性關稅，這難免會點燃中澳間的貿易戰。然而，澳大利亞當真做好與其頭號貿易伙伴交惡的準備了嗎？這個國家果真愿意放棄對華貿易的巨大利益嗎？答案不言自明。澳大利亞貿易部長克萊格·埃莫森近期就多次警告說，某些政客不應基于選舉政治動機夸大其詞，澳民眾應當警惕保護主義論調。
　　更需指出的是，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通過人民幣升值減少中國商品進口并無助于改善澳大利亞相關產業的處境。同時，中澳兩國經濟存在高度的互補性和巨大的共同利益，兩國經濟一損俱損，一榮俱榮。一旦中國經濟因人民幣過快升值而大起大落，澳大利亞經濟所倚重的能源資源類行業勢必遭受重創，后果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