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洋不久前離開了他從業數年的評級行業，進入一家機構擔任為其債券投資服務的信用分析師，他每天的工作就是把他的前同行對債券發行人所做的評級再作一遍內部評級和過濾，區分出那些獲得同樣評級符號的債券哪些值得投資、哪些不值得投資。
　　在他來到這家機構之前，該機構并沒有目前他所從事的工作崗位。“這個崗位并不是必需的。在國外，機構投資只是依靠評級機構提供的評級報告作出是否投資的判斷，但在中國，你不能完全信任評級報告。”他說。
　　8月初，大公國際資信評估有限公司授予中國鐵道部主體長期信用級別為AAA級。彼時，鐵道系統正在遭遇有史以來最嚴重的信任危機，其償債能力也頗受質疑。
　　此后，大公公開回應了外界對其鐵道部評級的質疑，但這并未消解公眾的困惑。困惑也隨即擴展到整個中國評級業，他們到底依據什么作出一份份評級報告？
　　根據監管部門的一份研究報告，最近五年，953個發債主體的信用評級共發生了339次等級變動，其中上調次數為327次。這個數據無疑動搖著外界對中國評級業的信任。事實上，最近五年，中國經歷著GDP(國民生產總值)降速、2008年金融危機沖擊、高企的通貨膨脹，經濟至今仍處于恢復期。
　　“如果所有的公司都成了AAA(最高評級)，那么評級業還有什么存在的意義？”劉洋也在問。
　　但，這正是中國評級業的現狀。
　　現狀還包括，評級業的參與者們總是要在短期與長遠，利益聯盟與獨立公正之間作出選擇。
　　這選擇，似乎成為了一道魔咒。

　　大公們的境遇

　　看起來，大公評級的流程合規而嚴謹。
　　根據所評類別的不同，他們依據不同評級方法和標準，由分析師在盡職調查基礎上完成評級報告，通過召開評審委員會由評審委員投票決定(2/3票通過)給出受評企業信用等級。具體的評級流程包括：簽訂評級合同、下達任務單及前期準備、現場盡職調查、報告撰寫、報告三級審核、評審會評審、征求意見、級別發布、跟蹤評級等環節，同時獨立的質量管理和稽核合規負責監督上述各個環節。
　　關于評級方法和標準，大公有自己的一套體系。事實上，這也是每個評級公司的“秘密”。
　　但在中國，你不會覺得這有多“秘密”。無論誰評，“都是AAA”，一家投資機構的人士打趣說。
　　一致性的背后是評級機構的生存壓力。在中國，一單評級，能向發行人收取25萬評級費用，有且只有這一種收費模式。“我們一單評級所有的費用都靠這25萬，也包括公關、營銷等。你看投行做項目，動輒幾百萬，人家要請客戶，我們也要啊，但費用的確不能比。”一家評級機構的工作人員說。
　　大多數評級行業高管都表示目前評級行業并不賺錢，成立以來盈虧平衡的占多數。目前，國內評級機構中，規模較大的是中誠信、聯合以及大公；擁有全牌照(證監會、人民銀行和發改委三部委認定的國內全部債務融資工具信用評級資質)的是大公、上海新世紀資信和東方金誠。
　　有兩位評級機構高管調侃：“我們這幾年主要賺錢來源來自投資辦公樓賺的錢，其他幾家可能主要依靠的是賣股權賺的錢。”
　　如是，只能在評級上“下功夫”了。以城投債為例，在其井噴的2009年，雖然宏觀經濟形勢較差，但還是出現了各大評級公司爭相調高評級，甚至連調兩級的現象。
　　這情形的出現就是因為生存的需要。“現階段中國評級公司，誰都沒有足夠強的聲譽，那么競爭的就是誰占有市場份額多，往往誰先賣級別，誰就能搶占更多的市場，誰如果不跟著這個市場的趨勢走，比如上調，那這家評級公司就要從市場上消失”，劉洋說。
　　更重要的是，“本應客觀公正的評級，被行政力量牽扯導致市場不能通暢、充分地給出反饋”，這也是劉洋選擇離開評級業的原因之一。
　　多位業內人士也有這樣的擔憂，比如等級定價機制的不合理。
　　等級定價機制，就是目前債券市場尤其是短融、中票市場中存在的不區分評級機構、發債主體所在行業、發債規模等信息，單純依靠信用級別和期限進行窗口指導，來確定發行利率的債券定價監管制度。
　　在央行監管的短融、中票市場，銀行間交易商協會每周一下午都會根據工商銀行、農業銀行、建設銀行、國開行、中金公司和華夏基金等22家機構的報價，按照信用等級和期限，對非金融企業債務融資工具的定價估值給出一個指導價。比如8月22日，交易商協會給出的重點AAA　1年期發行利率的下線是5.13%，3年期的是5.28%，5年期的是5.39%，它還給出了AAA、AA+和AA各個期限的利率下線。
　　發行人的強勢導致在一級市場中，常常是按照下線發行。也就是說，無論是哪個評級公司，只要級別和期限一樣，都是幾乎一樣的發行利率。
　　“這會導致惡劣的競爭環境，發行人不是看評級公司分析得是否全面、評得是否在理、報告寫得是否完整，而是說別人給了AAA，你給不了，就沒機會做了，這顯然變成了一種級別競爭，是在評級行業中最低級的一種競爭方式”，中誠信國際副董事長、首席執行官、穆迪亞太區董事總經理葉敏8月24日接受本報采訪時表示，“定價只看評級是幾個A，不看誰評做的，剝奪了投資人充分和通暢地參與定價的權利，這是評級行業發展很不健康的一種環境。”

　　過度監管？

　　當然，這還只是一個縮影。

　　監管和行政指令通過定價機制間接導致了評級業級別競爭的同時，也有著直接的推波助瀾作用。
　　在城投債進入井噴期后，發改委曾在2009年下半年進行窗口指導，要求企業發債主體信用評級不低于AA-、債項評級不低于AA+；交易商協會也將中期票據的發行評級要求從不低于AA級，調高到不低于AA+；保險機構則要求保險機構只能投資信用評級不低于AA級的債券，還須有擔保。
　　類似的行政指令由來已久。2005年央行剛剛推出短期融資券這一中國最早的純信用債券品種，要求債項級別在A-1+和A-1才能發，導致當時所有的短融級別都在A-1以上，包括后來出現信用危機的福禧債。
　　彼時占債券市場大頭的企業債因為都有銀行擔保，所有債項評級都是AAA，投資者對主體評級并不重視。2007年10月12日銀監會下發《中國銀監會關于有效防范企業債擔保風險的意見》明文禁止銀行對以項目債為主的企業債進行擔保后，主體信用評級才漸漸分層并被投資者所重視。“一些監管措施，并沒有抬高企業發債的門檻，而是倒逼評級公司在強勢發行人和同行同質化競爭面前，喪失客觀公正獨立性，作出和企業實際情況不符，但迎合監管要求的評級，導致嚴重的‘評級通脹’，使得我國信用評級體系喪失它的系統性風險管理作用”，中國進出口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王建業認為這是一個巨大的隱患。
　　中金公司的一份債券評級研究周報稱，伴隨著外部評級的頻繁上調，與中金評分對比，目前AA級已基本淪為投機級，AA+級已屬于較差的投資級，甚至AAA級目前有近20%都是從AA+級上調而來，投資者需要更加重視個券信用資質的差異分析。
　　多頭監管也是中國式評級的特色之一，不同類別的債券由不同部門監管，使得不同類別的債券評級業務的監管也分屬不同部門，公司債券評級業務由證監會監管，企業債券評級業務由發改委監管，短期融資券、中期票據、金融債券和資產支持證券等銀行間債券市場評級業務由央行監管。保監會和財政部也在不同程度上參與了監管，保監會對保險機構可投資債券信用級別機構資質也有一個認可。“不客氣地說，不同部門監管標準之間的差異直接導致了評級機構適應監管的成本加大，降低了工作效率”，鵬元資信評估有限公司副總裁周沅帆說。他所帶領的鵬元評級團隊曾經受中國中材的委托完成了對其擬發行的不超過25億元公司債券的評級，在承銷商將該債券推向市場時，許多原本看好該債券的保險機構考慮到鵬元尚未正式獲得保監會的認可，而在認購中猶豫，導致發行人改聘大公國際進行評級。

　　生存期下的蛋

　　當然，中國評級業的參與者們也清楚地知道妥協帶來的或許就是不信任。“地位太低，無論是對發行人，還是對參與發債的其他中介，評級公司都是乙方，是乙方中的乙方”，周沅帆自嘲道，“但無論如何，生存下來，并在市場中保持有聲音，很重要。”
　　本報粗略統計，“十一五”期間，中國債券市場共發行2880余只債券，如果算上已評級未發債的，按照每一單評級收費25萬元計算，整個評級行業五六家公司五年間收入14億元，平均每家公司一年收入5000萬元左右。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美國三大評級公司之一的標普，2008年一年的營業收入即26.5億美元，該公司已在全球20多個國家設立了辦事處或者分支機構，對數萬億債務工具進行評級，還提供涉及近2萬億美元投資資產的標普指數。

　　當然，不僅收入值得艷羨。

　　東方金誠國際信用評估有限公司董事長陳景耀說，“三大評級機構來給中國做主權評級時，對我們提供的情況和數據所做的鉆研、實地考察以及堅持跟蹤等做法，值得我們的評級公司認真學習。”“在中國，債券和評級市場的歷史都非常短暫，沒有系統的違約率數據積累，評級結果得不到歷史數據的驗證，無法甄別哪家評得好，哪家不好。發行人只要一個簡單的高級別的評級符號就可以發行債券，這導致發行人只看誰給的評級高。因此，評級這種事一定要發展到籌資者和投資者對它真的有需求了才會規范，但這個過程確實很漫長，需要沉住氣潛心去做”，陳景耀說。
　　劉洋的前輩，在信用評級行業耕耘多年的葉敏則保持著相對樂觀的心態，認為堅持和沉下心來研究很重要。
　　其實，劉洋也沒有懷疑過評級業未來會有巨大發展，但他對這個時間需要多長拿不準，甚至對能否親眼目睹也說不準，穆迪用了一百多年，但過多摻雜了非市場化力量的中國評級公司是否需要更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