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相信，有關管理當局完全明白，不論是從國際金融學的基本理論上，還是從中國經濟的現實看，持有這么多美國國債都不是上策。可是多年積累起來的外匯儲備總要有個出路。買資源，買技術，買下敢和中國企業叫板的競爭對手，理論上可行，實踐中難辦。為了保住國人血汗換來的外匯儲備的安全性和流動性，中國只得吞進那么多好歹能保本，多少還有點利息的美國國債了。
　　如何才能消化過多的外匯儲備，讓中國的國際收支維持在能最大限度促進全體國民福祉的合理水平上？有人提出，中國政府必須放松受壓制的人民幣匯價，借助自由浮動讓其升值，來解決龐大的外匯儲備；也有人認為，只有讓人民幣貶值才能緩解國際資本涌入的壓力，解決央行外匯占款的虧損問題。筆者認為，匯率是把雙刃劍，不論向那個方向變動，都有利有弊。可能有利于社會的某一利益群體，而傷害其他的利益群體。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后，通過調整匯率解決一個經濟體內的結構失衡，或是解決不同經濟體之間的結構失衡問題，只是在短期內見到一些效果，但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對于外貿依存度較高的經濟體，匯率急劇變動往往還會帶來負面的震蕩。
　　從中國目前具體情況看，匯率的變動已經成為很多出口輕紡產品的中小企業難以承受之重了。但對于出口額占中國出口六成的多數在華外資企業來說，以人民幣支付的工資成本在其價值鏈形成過程中只占很小比重；出口獲得的美元利潤折回人民幣而大大縮水后，可減輕稅務負擔。因此，人民幣升值不會約束這些外資企業的出口熱情。如果人民幣大幅貶值，或可阻止熱錢進入，或可以讓央行賬面盈利，但對于能源、資源對外依存度越來越高的中國來說，意味著原料成本大幅上漲，老百姓要為衣食住行付出更多人民幣。
　　筆者認為，同其它中國經濟發展所面臨的重大問題一樣，國際收支失衡的根本原因也是經濟結構、發展方式的問題。在外資企業是中國出口的主力、外匯流入的主渠道情況下，只能依靠調結構、轉方式解決國際收支失衡問題。具體的著手點應該是調整引進外資的結構和方式。在中國和世界經濟形勢已經出現重大趨勢性變化的今天，有必要重新審視引進外資方面的一些做法。iPhone、iPad之類的產品，不引進外資，可能我們造不出來；但是生產普通的醬油、醋(北京超市里，最普通的醬油、醋都有合資企業產品)，實在沒必要引進外資，增加外國資本的流入，這類技術，只要花點外匯應該能買到，這樣就可以多消化些外匯儲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