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是具有正財富收益的債務國，而中國是具有負財富收益的債權國，中國需要重新審視債權國地位。
　　從收益率上看，作為國際債權大國的中國已經陷入了“斯蒂格利茨怪圈”。所謂“斯蒂格利茨怪圈”，是指一些新興市場國家將本國企業的貿易盈余轉變成官方外匯儲備，并通過購買收益率很低的美國國債回流美國資本市場；而美國在貿易逆差的情況下大規模接受這些“商品美元”，然后將這些“商品美元”投資在以亞洲為代表的高成長新興市場獲取高額回報。這實際上是一種失衡的國際資本循環方式。
　　國際收支平衡表顯示，今年一季度末，在4.39萬億美元的對外金融資產中，儲備資產占了71%，在2.46萬億美元的對外金融負債中，外國直接投資占了62%。當前中國對外負債(FDI)的回報率遠高于對外資產(外匯儲備購買美國國債)的收益率。以美國長期國債收益率計算，我國儲備資產的收益約為3%至5%，而外國直接投資在我國的收益率平均在20%左右。按此估算，3.04萬億美元的儲備資產年收益約1013億美元，1.53萬億美元的外國直接投資的年收益為3060億美元，凸顯我國“負債高成本、資產低收益”的窘境。
　　此外，作為不成熟的債權國，中國無法以其自身貨幣進行放貸，因此，大量貿易順差帶來的是貨幣不匹配和儲備資產貶值的風險。而作為全球最大債務國的美國，債務不但沒有對其形成制約，反而成為美國維持金融霸權的工具。美國的經常項目賬戶與資本項目賬戶高度對稱。美元國際循環依賴于兩個“交換”：即貿易渠道投放，金融渠道回流；金融渠道投放，貿易渠道回流。從歷年美國資本流入情況看，美國三分之一的對外不平衡是通過“金融調整渠道”來彌補的。
　　根據美國經濟研究局數據，美國目前持有外國資產高達10.4萬億美元，而外國持有的美國資產是17.4萬億美元。也就是說，這其中的10.4萬億美元可歸因于和美國的資產置換，余下的7萬億美元可歸因于外國通過貿易順差掙來的美元財富。數據顯示，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以后的30年間(1973年至2004年)，美國持有的外國資產平均回報率為6.82%，而外國持有的美國資產回報率只有3.50%，兩者相差3.32個百分點。以目前10.4萬億美元的資產大置換規模來算，美國每年得到凈收益3450億美元。這個來自金融渠道的財富增加值，已經遠遠超過了實體經濟渠道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增加值。
　　債務或是債權并非是一國金融話語權的決定因素，中國成為一個真正的債權大國的路途還十分遙遠。因此，中國要扭轉這種被動的“負債權國”地位，必須加快金融改革，推進全球貨幣體系改革，加強人民幣在全球儲備體系中的地位，同時也需要進一步改變外儲的資產負債配置結構，變中國對美國國債投資為中國對美國實體經濟投資，提升中國經濟金融競爭力，增強國民財富效應，才能真正提升債權大國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