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蘭是全球福利體系較為發達的國家之一，但是荷蘭醫生在控制藥品使用，特別是抗生素類藥品使用方面往往非常“吝嗇”。政府嚴格控制抗生素的使用數量，并通過醫藥分開等體制確保醫生不會為了私利而濫開處方，從而使荷蘭的處方藥及抗生素的使用保持在相對安全、規范的水平。

　　醫藥分開體制

　　代爾夫特一家醫院的麥克·斯洛特博士日前接受記者采訪時說：“在荷蘭，從政府監管機構到醫院、藥店，從醫生到病患以及社會各方面，都有著一整套職責明確、管理嚴格的體系，確保藥品有效、經濟地使用。”
　　與多數歐洲國家一樣，荷蘭實行的也是醫藥分離的醫療體系。患者多數先前往登記的家庭醫生處就診，而后憑借處方自行購藥并交由保險公司報銷。這種體制對防止過度用藥有一個非常直接的好處，就是醫生無法從開藥當中獲得任何利益，不會“刺激”醫生主動多開藥。
　　為了指導醫生合理、有效地使用藥物，荷蘭通過一個名為“家庭醫生協會”的組織逐年編制藥品使用標準大綱，對于使用何種藥物來治療各種疾病的各種病征，都有著明確而清晰的規定。
　　在這樣的體制下，醫生無論因何種原因造成醫療事故，都要承擔責任。從經濟利益上考慮，醫生如果違背用藥大綱濫開處方，不但得不到任何私利，而且很可能會受到包括吊銷行醫執照甚至罰款，或追究刑事責任等處罰，自然就會慎用處方權。
　　此外，藥店對于處方藥，特別是抗生素類藥品，都有著非常嚴格的銷售控制規定。民眾不可能在街頭的藥店中隨意買到包括抗生素類藥品在內的處方藥。如果發現有違規情況，藥店將會受到嚴厲的處罰。藥店在嚴格體制的監管下只能憑借處方銷售藥品，加上獨立的醫療保險公司對病患醫藥費用的審核，確保抗生素等處方藥品的經濟、有效使用。當然，這樣的體制也可能會產生一些消極因素，如醫生因為用藥過于謹慎或者不夠及時而耽誤患者的治療。但整體來看，這種體制有效限制了各方追逐經濟利益的空間，使藥品這一特殊商品基本能按需發放。

　　國家總量控制

　　荷蘭中央統計局發布的統計數據顯示，2004年和2009年，20歲至45歲的青壯年人群使用處方藥的比例分別為26.5%和26.8%；45歲到65歲的中老年人群使用處方藥的比例為50.2%和54.0%；而65歲以上人群使用處方藥的比例為78.1%和81.7%。從中可以看出，上述人群在最近六年中使用處方藥的比例，始終在國家藥品監管部門的宏觀調控下小幅浮動，各自大致保持在26%、50%和80%左右，變化不大。這和不同年齡段人群的身體素質也是相吻合的。
　　藥品監管部門在藥品使用過程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每年藥品監管部門都會對藥品上市量進行控制，并會根據近期疾病發生的相關情況確定出大體投放市場的藥品總量。
　　在荷蘭，國家藥品監管部門對于每個家庭醫生的年度處方藥品使用總量有著異常嚴格的規定。例如，限定家庭醫生的處方總量，即每個家庭醫生一年只能開出一定數量的藥品。“這迫使每個醫生在開藥前都再三斟酌是否確有必要”，斯洛特說。
　　上述制度還有一個好處，即敦促醫生不停地學習提高，使其不可能對所有病人都只是隨意開出一些藥品進行治療，敷衍了事。
　　斯洛特強調，有些醫生救治病患心切，即便只是感冒發燒也給病患上抗生素類藥品，這是萬萬不可提倡的。一些醫生認為只要迅速見效就是治病，而忽略了過度使用抗生素類藥品只是解決了眼前的病狀，對病患將來產生的副作用無法估量，甚至可能影響到整體國民健康。

　　加強患者教育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由于有相對較完善的醫療保險體制，不少荷蘭民眾也存在“交了保費就得給藥”的心理，認為自己每年交納幾百甚至上千歐元的保險費，一旦生病卻得不到藥品治療很吃虧。
　　斯洛特說，“和病人的溝通非常重要。在病人要求開藥或多開藥的情況下，醫生要做的就是遵守原則，從醫學角度向病人解釋在當前階段不需要開藥的原因。再從長遠健康角度向病人解釋藥物不可隨便亂用，特別是抗生素等處方藥，一定要遵從醫生的建議”。
　　在荷蘭，對藥品廣告的監管比較嚴格。在普通媒體上，無論是廣播、電視還是報紙、雜志、網絡等，對藥品廣告的投放都有著非常嚴格的限制。
　　此外，加強患者教育，不僅體現在醫學知識的教育方面，還與社會整體的健康教育相關。也就是說，除了首先要讓民眾充分了解“是藥三分毒，藥品絕對不是糖果”以及濫用抗生素弊大于利等道理，還要向民眾大力推廣健康、正確的生活方式，包括合理的飲食和持續的鍛煉等。
　　在這方面，荷蘭非常突出的一點是，政府大力推廣自行車的使用。統計數據顯示，阿姆斯特丹人口約73萬，但卻擁有近60萬輛自行車，全市自行車道合計達到約400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