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視“金融‘二元結構’現象”系列報道之三
中小企業歷來“指不上”體制內的融資。有關數據顯示，在過去三年中，中型企業選擇民間借貸的比重為48.3%，而小型企業選擇民間借貸的比例則高達67.8%。
從去年開始，一邊是越來越稀少的銀行體系的融資機會，一邊是越來越高的民間融資成本，那些本就在高成本、微利潤“夾縫”中求生存的中小企業，再次成為緊縮政策首當其沖的對象。專家指出，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關鍵在于完善多層次的金融體系，而重中之重是盡快讓富有能量的草根金融機構浮出水面。
向大銀行貸款“難于上青天”
“以前是1至10天就能放款，今年，從申請到批下來至少需一個月，并且每月中旬后就被銀行告知沒有額度了。”身為廈門市橋箱機械工業有限公司的總經理，顏明建談到今年的資金情況時一臉愁容。
廈門市橋箱機械工業有限公司是一家主要生產裝載機的橋箱、挖掘機的企業。顏明建對記者表示，盡管目前通過上游企業的擔保還可以申請貸款，但獲得貸款很困難。更有甚者，“產業鏈上每個企業資金周轉都很困難，原本上游企業給我公司一個月的還款期，現在也取消了，而向下游企業催款的難度也在加大。”顏明建說。
同樣的情況還在延續。從事煙機配件制造的安徽中科機械有限公司負責人告訴記者，他跑遍各大銀行都申請不到貸款。為了公司的正常運轉，每月給工人發工資前，他都不得不以月息1.5%的成本通過私人借貸籌措資金。
中小企業歷來和正規金融機構有些脫節，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會長周德文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說，大部分的中小企業通過正規途徑根本借不到錢。據全國工商聯統計數據，規模以下的企業，90%沒有和銀行發生過任何借貸關系。而具體到微小企業，更是95%沒有和銀行發生過任何借貸關系。
中國進出口銀行上海分行公司業務處的喬冠楠表示，今年以來包括政策性銀行、商業銀行在內都對加工制造及出口型中小企業信貸做出了一定限制，甚至將中小企業直接排除在信貸名單之外。而據山東省商務廳總經濟師呂偉介紹，當地30%的外貿企業無法從銀行貸款，低附加值的企業更容易受現金緊張問題影響，生存越發困難。
據溫州市金融辦對350家企業的抽樣調查顯示，18%的企業資金鏈十分脆弱，并有可能成為銀行抽貸的對象。同時，25家成長型小企業從銀行融資只有1.33億元，占24家重點骨干企業銀行貸款的18.5%。
最新發布的“花旗-CCER服務型中小企業融資與發展”調研成果顯示，融資難是中小企業發展過程中所面臨的普遍障礙，對服務型中小企業來說融資形勢更加嚴峻。在浙江，只有約20%的受訪企業可以享受到銀行貸款。
民間借貸利率瘋狂攀升
“體制內”不行，只能尋求“體制外”的資金。小企業資金來源本來就更偏向民間借貸，今年以來這種情況更為明顯。據周德文對記者表示，溫州銀行已經基本停止了對中小企業的放貸，其只能轉向高利貸。
據上述市金融辦對350家企業的抽樣調查顯示，今年一季度末，企業運營資金構成中，自有資金、銀行貸款、民間借貸三者的比例為56：28：16，銀行貸款占比與上年同期相比下降2個百分點，與年初相比下降4個百分點。而民間借貸占比則逐步提高，分別比去年同期、今年年初提高了6個百分點和4個百分點，在資金流向上與銀行貸款形成此消彼長的局面。
而今年以來，隨著民間借貸活動逐步活躍和貸款利率上升，民間借貸利率水漲船高。據銀監會溫州分局監測數據，1至3月溫州民間借貸月利率分別達14.822‰、15.075‰和15.381‰；溫州人民銀行將監測對象增加了擔保公司等融資中介，測算出1至3月溫州民間借貸綜合年利率分別為23.01%、24.14%和24.81%，單季漲11.91%，比上季度漲幅高8個百分點。
更值得注意的是，融資中介放出的借款期限越短，利率越高。“7天至10天的短期貸款月利率可能達到8%至10%，但3個月以上的貸款月利率在3%至5%之間。”周德文說。另外，監測還顯示，一般社會主體間發生借貸總規模比上季增長5%，中介主體借貸總發生額比上季度增長47.4%。典當行的月利息從上年的2.2分漲到了目前的3分。少數企業還將民間借貸作為墊資還貸的重要手段，據統計，一季度擔保類融資中介機構借貸資金用于墊資續貸的比例高達63.7%。
民間借貸利率的高企也伴隨著風險的顯現。銀監會主席劉明康日前明確表示，要高度警惕近期網絡借貸、民間借貸和小額貸款公司等領域凸顯的風險。
讓草根金融浮出水面
中小企業歷來是一國經濟發展的引擎，但中國的中小企業體制內融資機會稀少也是個長期未解決的難題。
“花旗-CCER服務型中小企業融資與發展”調研成果稱，融資難的現象也與中國目前的金融業格局有關，國有商業銀行占據中國銀行業的半壁江山，即使是合資銀行，對中小企業客戶來說都難免“大材小用”。要改善這種現狀，亟待大力發展小型金融機構。
目前看來，“中小企業融資更多的應當依靠民間借貸，但是現在民間借貸很不規范，尤其人們認為民間借貸就是高利貸，首先思想上要明確什么是高利貸，實際上民間借貸利率恰恰是市場利率的反映，如果融資渠道暢通，利率就不會那么高。”北京大學金融與證券研究中心主任曹鳳岐說。
溫州銀監局副局長周青冥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表示，溫州銀行的不良資產率約為0.4%，這種不良資產率相對全國而言都偏低的情況和溫州的生態金融環境有關，因為溫州的民間借貸很發達。他直言，如果沒有民間借貸，溫州企業問題就會迅速暴露出來。據他介紹，民間借貸大概有兩大類型，第一種是自營借貸，這種借貸多為個人一對一，或者一對多，借貸人居無定所，也沒有固定的“柜臺”，就像個人中介一樣；第二種是平臺貸款或小額貸款，一些投資擔保公司和典當商行也暗地從事信貸，非常活躍。周青冥說，若能有效引導管理這些機構，應該會起到一定的作用。
“要讓民間資金告別暗流涌動狀態，使其浮上水面。”清華大學教授、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李稻葵認為，目前應放松金融機構準入管制，進一步通過金融業改革，對民間金融予以引導和規范，以使其更好地為實體經濟服務。
中央財經大學金融學院教授郭田勇接受《經濟參考報》采訪時表示，關鍵是目前如何開放，有哪些是切實可行。他認為，應該選擇一批有從業經驗的小額貸款公司直接“翻牌”為村鎮銀行。目前全國范圍內有小額貸款公司3000多家，雖然這些公司的確良莠不齊，但不能否認其中確有一些經營比較好的，可以考慮挑選一些能力比較強的企業進行翻牌。“關鍵要把握住兩點：第一，這些小貸公司的經營業績好、公司治理完善、管理人能力和素質高。第二，小貸公司真正在做小額貸款，即其貸款余額中‘三農’和小額貸款比例較高。”郭田勇說。
鏈接： 透視“金融‘二元結構’現象”系列報道之一
中小企業患上周期性“緊縮癥”
透視“金融‘二元結構’現象”系列報道之二 大企業緣何成吸金“黑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