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要求將限購政策擴大到更多的二三線城市，而具體哪些城市須納入限購名單，估計有一段討價還價的過程。住建部說某某城市應該限購，而某某城市會爭辯說我們無需限購。是制定一個全國統一的標準，還是主管部門保留自由裁量權，我等且做看客。
    還有多少城市被限購，20個還是40個，這個謎底我們都猜不出。上半年，沒有限購的城市，房價漲幅遠遠超過被限購的城市，那么，我們隨之想追問的是，當新的一批城市被限購，其他有幸未被限購的城市房價會不會應聲上漲？
　　這樣的擔心是基于，對房地產市場來說，變化的只是限購城市的數量，貨幣還是那么多。當A市和B市限購，而C市和D市不限購，那些一心只想買房的貨幣，很自然要流向C市和D市。假如未限購城市房價漲幅必超過限購城市的規律依舊起作用，那么，一段時間后，C市和D市就不得不步入限購之列。推論是：全國都得限購，包括縣城。
　　當大陸地區660多個城市和1600多個縣城都限購，那些偏好房產的貨幣就會流向香港、新加坡、加拿大等境外地區。我們有沒有什么辦法讓這些貨幣轉投實業？很難。其中一個背景是，2004年以來房地產投資的高收益，讓這些貨幣養成了輕輕松松賺快錢、賺大錢的習慣。當一個打火機只能掙1分錢甚至不掙錢，而一套房子能獲得50%的回報，一個開發項目相當于過去10年的辦廠收益，你怎么能要求它固守傳統地盤？所以，我們才會看到，去年底以來，浙江和陜北的大量資金轉入民間借貸市場。
　　讓我們將目光稍微放遠一些，譬如2012年。多數人預測，如果2012年限購政策退出，房價就會報復性上漲。想必政策制定者也相信這種可能性。于是就出現了將限購政策長期化的設想。譬如，北京市房協副秘書長陳志就透露，北京市正在研究制定基本住房制度，并考慮將限購政策納入該基本制度。
    將限購政策納入基本住房制度，意味著限購政策的長期化、固定化。這標志著房地產制度的一項重大的根本性變化。我個人的理解是，住房的屬性將為之蛻變，其投資屬性被完全剔除，只剩下保障和居住屬性。
    這并非一項多么偉大的創新。此前我已提及，日韓在工業化加速時期，曾實行過類似一戶一宅的制度，房產投資收益的75%以上被政府拿走。住房的去投資化效果，遠勝限購令。而西方成熟經濟體，很少能看到像我們房地產市場過去7年那樣的投資狂潮。順便提一句，從政策制定者的話語權角度看，實行向前看而不溯及過往的限購政策，而不是截留最終收益的投資分成制度，乃是常理。
　　限購政策的長期化，住房屬性的完全去投資化，遠非建立一個房地產基本制度那么簡單。與此相關，土地制度、財政稅收制度必須作出重大改變。根據有關機構日前發布的報告，上半年，實行限購政策的城市土地收入大幅下降。限購長期化后，較低的土地收入就將是一個常態。很簡單，沒那么多的開發商去買地了。那些已經患上土地財政依賴癥的地方政府，在保障房建設和地方債務的雙重壓力下，情何以堪。
　　這一次我愿意從良善的層面來猜測這項制度的初衷。限購長期化，形成一種倒逼機制，徹底改變尾大不掉的土地財政頑癥及其財政稅收制度。果如是，則善莫大焉。然而，如你所知，地方政府當下因土地收入銳減而財政收入捉襟見肘的沉重現實，繞不過去。譬如保障房建設資金不足，所以才會出現奠基就算開工的消息。
　　從現實主義出發，實行全國性限購不容易，限購長期化更不容易。北京市想第一個吃螃蟹，需要極大的勇氣。全國推行該制度，需要革命性的決心。有沒有改良的辦法？我建議過，在堅持限購的前提下，可以嘗試有條件地放開高端商品房的限購。當然，這需要決策層發話，否則地方政府擔不起放松調控的指責。
　　倘若限購成為基本制度的一部分，那么，請地產商重新審視自己的發展規劃，該轉行的趕緊轉行，否則會死得很難看。而普通老百姓也要做好物價劇烈波動的心理準備。那些被完全擋在樓市之外的貨幣，除了買進大包的黃金和奢侈品，還有可能繼續讓蘋果、綠豆、玉米、大蒜價格躥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