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迪“紅旗報告”的余音未了，惠譽又發布報告向35家中國企業發出警告，并把矛頭指向企業的財務報表和公司治理等問題。與穆迪針對61家中國上市公司的警告殺傷力巨大不同，惠譽報告的殺傷力要弱得多，被其點名的西部水泥甚至還逆市微漲0.3%。
    自渾水、香櫞等針對境外中概股發布一系列做空報告以來，質疑中國企業之風迅速從美國向香港甚至境內蔓延。是次惠譽把矛頭指向中國會計準則，顯示出了質疑從具體個案上升至一般性命題。
　　可以預料，惠譽對中國會計制度的批評將引發相關管理部門反彈，這既必要也必需。不過，把國際機構質疑和看空解讀為針對中國的做空陰謀，并以國際機構不了解中國國情之由而進行不屑一顧的斥責，并不足取。
　　如果把穆迪、惠譽的質疑報告理解為市場信息之一，那么陰謀論反而有護短之嫌。在天然存在信息不完備性的市場之中，信息的傳播就是在披露—質疑—澄清中得到有效傳播，清者自清、濁者暴露，信息為市場識辨風險提供條件。陰謀論思維不僅損害了市場信息趨勢互動的正常傳播方式，而且不利于投資者對風險的識別。
　　即便是具有較強市場影響力的國際評級機構的研究報告，也只不過是市場諸多信息聲音之一，并不意味著其分析和質疑就代表著真相，正如上市公司根據信息披露規則提供的信息并非都沒有瑕疵一樣，獨立的市場參與主體都應在審視中批評借鑒，因為最終做投資決策和承擔風險損益的是投資者本身，除非國際評級機構、做空者和上市公司發布了虛假信息，否則一切的投資損益都只能自身承擔。
　　相對于上市公司而言，市場投資者和國際評級機構處于信息弱勢一方。因此，相對成熟的市場都會構建有效的補償機制，如舉證責任倒掛的辯方舉證制度、針對信息弱勢方的無罪推定原則等，這是上市公司在信息不對等下獲得融資后，對交易對手方應盡的補償性義務，符合權利義務對等原則。因此，上市公司面對市場做空質疑等時，應主要就事論事地澄清和回應做空者和質疑者的詰問，這樣才使市場信息走出了單純的發布—接收模式，而進入了互動的信息交換模式，從而極大地提高了市場信息質量，促使市場更有效地定價和資源配置。
    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國際評級機構成為眾矢之的，各國政府和部分市場投資者指責評級報告導致了次貸風險的累積。為此，深陷主權債務危機的歐盟禁止國際評級機構對受援助歐盟國家信用評級、禁止CDS裸交易，這與當前國內部分人士以國際評級機構不了解中國國情來回應質疑如出一轍，國際評級機構儼然成了危機爆發的肇事者之一。
    遺憾的是，這是逃避風險的一種尋找替罪羊之舉。國際信用評級機構作為市場主體，固然有其他機構難以比擬的市場影響力，但其市場影響力源自長期浸淫市場積累起來的信用，其市場可信度是市場賦予的，同時市場也可基于其服務質量而讓其身敗名裂，失去存在基礎。當然，我們不可能指望評級機構發現和識辨所有的風險，避免金融危機的發生，因為信息和事件在時間軸線上的動態演進使任何人和機構都無法揭示所有風險，評級機構只能揭示一般性風險，為一般性風險提供警示。
　　因此，用國情來反駁國際評級機構顯得很無力。國情作為一種特殊性并不能掩蓋普適性的特征，如上市公司信息并不能用國情來遮掩，會計準則是否存在不完善之處也不能以國情來開脫，否則市場交易就沒有了普適性，國際化、跨境貿易和融資等將舉步維艱。殊不知，當前國內上市公司提供信息的質量不高，信息和財務欺詐等日益突出，都使我們有理由反思當前的會計體系是否需要完善。同時，國內缺乏做空機制、信息傳遞渠道單一等都在一定程度上牽制了市場功能的發揮，不利于提高作假者成本。顯然，這些都是有待完善的領域，不能因為國際評級機構提出質疑就認為可笑。
　　由此可見，當前國際機構針對中國企業的質疑有見風就是雨等問題，但對質疑和唱空保持謙卑則是中國企業和資本市場走向成熟的必要態度。唯有對挑剔的質疑和批評敞開包容海量，唱空才會失去市場，否則一味以陰謀斥之將使中國企業喪失國際融資的機會，更不用說實現“走出去”的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