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稅收理論上來說，我們國家對進口奢侈品征稅，主要有三個作用，首先是增加稅收。第二是對國內的產業(yè)進行保護。假定國外生產的奢侈品價格太便宜，國內生產的奢侈品競爭不過它，就會阻礙國內產業(yè)的發(fā)展。所以需要通過關稅來提高進口奢侈品的成本，從而提高國內生產的奢侈品的競爭力。最后一個作用是起到公平征稅，調節(jié)收入的功能。”上海財經大學教授、中國稅務學會理事胡怡建這樣說道。
　　那么目前所征收的奢侈品關稅是否起到了這三個作用呢？

　　“從經濟學上說，在同樣的銷售額和銷售量情況下，稅率越高，稅收越多。所以表面上看，高稅率會導致高稅收。但由于我們的關稅和商品稅都定得太高了，國外的關稅和商品稅都很低，導致同樣的進口商品，國外和國內的價差太大。由于稅收不同產生的價差達到了50%甚至100%。所以實際上，目前的高稅收反而影響了我們的稅收的增長。”胡怡建這樣認為，“同樣根據經濟學原理，如果我們把稅率降低了，導致交易額大幅增加，那么結果我們的稅收可能不會減少反而會增加。”
　　據胡怡建介紹，我國的進口關稅歷來都比世界上大部分國家都要高。在上世紀90年代時，平均關稅高達36%，2001年加入WTO后，我國關稅不斷下降，目前只有10%，但中高檔消費品（奢侈品）的關稅依然維持在20%～25%。“降低關稅本來就是世界性的趨勢，從我國的奢侈品關稅稅率看，也還有很大的下降空間。因為在進口環(huán)節(jié)，關稅并非唯一稅種，還有增值稅和消費稅。比如說進口香水除了要繳關稅，還要繳17%的增值稅和30%的消費稅。所以就算你關稅降到5%，如果能刺激進口商品銷售額提高30%，那增加的增值稅和消費稅也足以彌補關稅降低帶來的稅收損失。你不能光盯著關稅看，而要從整個稅收的大盤子來看這個問題。”胡怡建總結說，“財政部認為降低關稅會使得稅收下降的觀點是有些保守了。”

　　用高關稅保護民族產業(yè)的功能同樣沒有達到。
　　胡怡建指出，奢侈品和普通商品有明顯不同，在于它具有極高的品牌溢價。“消費者消費奢侈品，很多時候不是看你的質量好不好，成本有多少，而是看你的品牌。這個品牌的溢價不是短時間能形成的，而是經過幾代人的不懈努力，用上百年的時間不斷傳承發(fā)展才能實現的。中國改革開放才30多年，國內生產的奢侈品還沒有形成和國際上那些奢侈品品牌相抗衡的能力。事實上，這本來就不是靠你國內產業(yè)保護就能馬上扶植發(fā)展起來的。結果產品沒能保護住，反而導致國內消費受到制約”。
　　胡怡建還認為，雖然降稅擴大的是進口奢侈品的銷售，但產生的商業(yè)增加值也是計算在中國GDP之內的，所以降低奢侈品進口關稅，可擴大消費，提高GDP，同時還能減少順差和外匯占款，對改善貿易平衡和抑制通脹都有作用。“現在流動性過剩，富人把錢拿去買高價奢侈品，可以鎖定許多流動性，既不能去炒房了，也能緩解通脹”。

　　公平征稅是財政部反對降低奢侈品關稅最冠冕堂皇的一個理由。因為購買奢侈品的都是富人，在當前中國貧富差距不斷拉大的背景下，給進口奢侈品減稅可能會招來為富人“減負”的質疑。
　　然而胡怡建表示，當初對這些進口奢侈品征收較高的關稅，的確能體現社會公平。但20多年過去了，如今許多當時的奢侈品已變成有大眾消費特征的普通品、常用品，甚至必需品。比如奶粉、洗化用品、鐘表、服飾、鞋帽等都因為進口稅率過高導致價格過高。胡怡建說：“現在誰還把穿耐克鞋看成是奢侈消費了？所以我覺得作為政府，你不能總讓老百姓為這些生活常用品的高價買單，不能總讓政府得利。我國加入WTO都10年了，應該讓消費者在國際貿易網中得到更多真正的實惠。最簡單的辦法就是把這些商品的進口環(huán)節(jié)稅收降下來。其實不光是進口奢侈品關稅要降，普通進口商品的關稅也應該降。不但關稅要降，國內商品的商品稅也應該降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