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稅改革預案與公眾預期總有很大差距，這一差距在分配制度改革的呼聲中更顯突出。為什么？我們不得不承認，在現有的稅制框架下，稅收對收入分配的調節作用有限。所以，個稅調整必須重回“調節收入分配、促進社會公平”的立法初衷。
　　個人所得稅曾經被形象地比喻為“羅賓漢稅”，設計的初衷是“劫富濟貧”，達到調節收入分配、縮小貧富差距和促進社會公平的目標。我國開征以來，個稅收入連年大幅增長。1994年至2008年，個稅收入占GDP的比重由0.15%上升至1.24%，占稅收收入的比重由1.4%上升至6.4%。但現有框架下的個稅，在調節收入分配方面的作用有限。
　　原因在于，個稅收入存在明顯的結構性不合理。有報道稱，在全部個稅收入中，超過60%來源于中低收入家庭。相比之下，占有大多數財富的富人只承擔了約1/3的份額。另一方面，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工資薪金稅收的占比超過60%，而股息、紅利、財產租賃等資本所得的比重很低。而且，隱形收入數額巨大的現實也嚴重影響了稅收公平。
　　對比香港的個稅構成，在2008至2009年度1461億港元的個稅收入中，薪俸稅390億港元，利得稅1041億港元。其中，香港薪俸稅的標準稅率為15%，累進稅率共四檔為2%至20%。利得稅采用比例稅率，個人和非有限公司適用稅率為15%。回顧2000年以來的香港個稅數據，明顯的趨勢是利得稅在個稅中的比重越來越大。
　　再觀察國內個稅的稅率，對工資薪金執行9級累進稅率，起征點2000元，稅率從5%-45%。個稅中的紅利所得稅，現行規定對個人投資者從上市公司取得的股息紅利所得，暫減為按50%計入個人應納稅所得額，稅率為20%，也就是說實際稅率僅10%。
　　這種結構性失衡要求我們不斷改革個稅。此前提交人大的個稅改革方案，主要集中在兩點，一是將免征額提高到3000元，二是將工薪所得9級累進減為7級，取消15%和40%兩檔稅率，擴大5%和10%兩個低檔稅率的適用范圍，并擴大最高稅率45%的覆蓋范圍。經測算，調整后月收入1.9萬元為個稅負擔增減的臨界點，在這以下都能享受到減稅的好處。
　　毋庸置疑，這一調整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但筆者對改善的效果并不期待很高。這是因為，國內的不同收入階層的收入構成差距很大。有調查顯示，在我國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以工資性收入為主大約占到70%左右，財產性收入占比最小，大約在2%左右。但對于富人而言，則是財產性收入要占其總收入的70%以上。談到這就不得不回到一個讓市場頗為敏感的話題——資本利得稅，它是對資本利得，包括低買高賣資產所獲收益征收的稅，有些國家和地區把資本利得稅納入個稅體系。
　　4月18日，國家稅務總局網站發布《關于切實加強高收入者個人所得稅征管的通知》，要求切實加強高收入者個人所得稅的監管，其中多處涉及到資本利得，例如從事房地產、礦產資源投資、私募基金、信托投資等活動的高收入人群；做好高收入行業工薪所得征管，尤其是各類獎金、補貼、股票期權和限制性股票等激勵所得。
　　市場曾對這一話題頗為緊張，但必須厘清，這并未針對中小投資者。國家稅務總局從2010年起對個人轉讓限售股所得征收個人所得稅。此次的《通知》也是指向大小非和風投等的高收入群體，這也正體現了稅收“調節收入分配、縮小貧富差距”的作用。將征管的重點對準高收入者，正是讓個稅回歸“劫富濟貧”的立法初衷的一個重要信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