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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世界力量重新整合，東西兩方陣營力量對比發(fā)生逆轉的同時，由于沒有來自人民的有效監(jiān)督，蘇共以及東歐其他共產主義政黨正在一步步地變質，由工人階級的領導者蛻變成了新的權貴集團。
最終，權貴集團在一己私利的趨勢之下，背叛了人民以及他們曾經的信仰，這導致了蘇聯的解體，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因此走入了低谷，而國際格局也因此發(fā)生了一系列深刻的變化。
異化
由于缺乏人民對黨實施的有效監(jiān)督的體制，自赫魯曉夫時代開始，蘇共從一支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共產主義政黨一步一步蛻變成了所謂“全民黨”，實質就是變成了一個新的權貴集團，國家資本主義蛻變成了權貴資本主義，列寧被他們改造為一個形象越來越模糊的簡單圖騰，用以維護其執(zhí)政的合法性。黨開始背離社會主義，背離人民的利益；領導干部日益脫離群眾，退化成為一群貪婪如狼、懦弱如羊、蠢笨如豬的官僚；官僚主義與干群關系緊張大大地損害了原本運轉正常的計劃經濟體制，使得內政問題進一步惡化……在經過長達18年的、穩(wěn)定的、“一團和氣”的勃列日涅夫時代之后，蘇共的權貴化已然到了積重難返的時代，為了讓自己以及子孫后代永享到手的利益，蘇共的既得利益集團最終開始搞起了政治體制改革——拋棄社會主義搞私有化，好讓自己從管理財富的國家干部變成掌握財富的資本家。
某些原本就自視高老百姓一等的所謂“知識分子”，此時也迫不及待地站出來，高喊著要對國家進行民主改革，實質則是妄圖在動蕩中為自己分一杯羹——當初靠搞“民運”上臺的這批人，后來無一例外地成了新貴族，譬如格魯吉亞的薩卡什維利、烏克蘭的尤先科等等。
……
除了黨內與知識界的這兩股力量以外，民族分裂勢力、各種宗教勢力以及沙俄時期的舊貴族在這段時期也都活躍了起來。而這些人又都不約而同地紛紛將手伸向了西方國家，以期借助外部力量達到自己的目的。
蘇聯時代大量所謂“異見人士”的活動經費來源于哪兒呢？顯然并不是從蘇聯的工人農民那里募集來的，蘇聯時代從未聽說過有這樣的集資活動。到目前為止，我們所知道的一個大金主是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這是一個什么樣的組織呢？
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又譯為“國家民主捐贈基金會”，簡稱END，熟悉國際政治的人恐怕都不會太陌生。它號稱美國上百萬個非政府組織中的“龍頭老大”，和美國國務院、國際開發(fā)署、中央情報局有密切的聯系，被認為是中情局的“另一塊招牌”。這個20世紀80年代初成立、主要靠美國政府撥款從事活動的“非政府組織”在世界很多地方扮演過特殊的政治角色，可以數出來的有：委內瑞拉等拉美國家、烏克蘭等獨聯體國家、伊朗等西亞國家、緬甸等東南亞國家，它們都受到其顛覆活動或推動“顏色革命”的影響。
不僅僅是在黨外，在蘇共黨內，為了抓住權力很多人同樣選擇去搞“挾洋自重”。在雅克列夫的牽線搭橋之下，1984年戈爾巴喬夫與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在倫敦郊區(qū)切克斯別墅一對一地秘密會見，談了什么至今沒有完全解密，但之后西方各個國家立即統一形成了輿論熱潮，它們“盛贊”戈氏“是蘇聯理想的接班人”，“是具有新思想的新一代領導人”，“是可以打交道的人”。戈氏的那顆帶有招牌式胎記的半禿腦袋在當時常常會出現在西方的各種雜志上，其中包括《時代周刊》——撒切爾夫人曾自豪地說：“是我們把戈爾巴喬夫提拔起來當了總書記。”
1986年里根和戈爾巴喬夫的雷克雅未克會見也是一對一，戈氏亮出了他的底牌——已做好犧牲蘇聯利益，為美國效忠的準備。戈氏后來公開地承認：在雷克雅未克會見時“實際上已把蘇聯交付美國聽憑處置”，他說：“雷克雅未克實際上是一場戲……一場重頭大戲……我認為，如果沒有里根這樣強有力的人物，整個過程就不會開始……這次峰會上我們……走得已經那么遠，根本就不可能再有回頭路。”1989年戈爾巴喬夫在馬耳他同老布什總統會見的時候，整體移交蘇聯內政、外交陣地的過程已經完成，當時有個快言快語的外交官形象地說：“冷戰(zhàn)是在地中海暖洋洋的海水中埋葬的。”
背叛
……
戈爾巴喬夫與葉利欽的政治斗爭，說白了就是蘇共高層瓜分國家和人民財富的一場利益之爭。為了自身的私利，這些人可謂不擇手段，完全罔顧其他——在這場斗爭中美國政府竟被請出來擔當起了協調人的角色。葉系與戈系后來的“聯手合作”是由白宮和美國國務院推動的，在大國政治中恐怕找不出比這更荒謬、更可悲的事情了。
1990年3月，葉利欽當選為當時蘇聯范圍內最大的加盟共和國——俄羅斯共和國議會的議員，同年6月，他憑借一系列“政治秀”當選為俄羅斯共和國的主要行政長官。此后，葉利欽和他的助手們開始采取一系列政治手段，破壞國家的計劃經濟體制，導致國家經濟增速出現明顯下降，降幅約為2%。1991年，葉利欽又進一步破壞中央計劃，他把俄羅斯稅收的絕大部分截留了下來，不再上交中央財政，而俄羅斯共和國則是蘇聯的主體部分，蘇聯經濟因此當年就下降13%，這最終誘發(fā)了蘇聯的解體——20世紀90年代初蘇聯經濟中出現的問題，根本不在于計劃經濟體制內部，而完全是人為破壞的結果。
蘇共反叛者們最終成了后來蘇聯解體最大的獲益者。如今俄羅斯最富有的人正是當年黨內的“精英”。所謂“改革”，說到底改的就是一個社會財富分配體制——把原來相對平等的財富分配體制砸碎掉，然后把財富堆在那里，讓人們一哄而上去搶，誰搶著算誰的，蘇聯的“經濟學家”們美其名曰自由競爭。而這些身居要職的精英們早已給自己占住了最好的位置，這樣一來結果可想而知。除了眾所周知的葉利欽家族之外，還比如說切爾諾梅爾金，20世紀80年代他當過蘇聯天然氣總公司的總經理，1992年天然氣公司“私有化”后，切爾諾梅爾金搖身一變成了天然氣股份公司最有實力的控股人，控制著全世界40%以上的天然氣資源，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幾個人之一。蘇聯共青團中央書記科爾科夫斯基，利用自己的職位創(chuàng)辦了一家大銀行，把原屬于人民的財富變成了他個人的財產。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些黨內的“激進民主派”曾大肆批判蘇共高層的腐敗與特殊化，平心而論，那時蘇共領導干部們的特殊化還僅限于偷偷摸摸地搞些特供商店之類的東西，在莫斯科庫圖佐夫大街上有一座公寓樓，里面的戶型大致是200~300平方米，勃列日涅夫、蘇斯洛夫和安德羅波夫的居所就在里面，對于如今的人們而言，這種級別的腐敗恐怕說出來都會被笑話。事實上在20世紀70年代后期莫斯科就已經實現了電氣化，每5個家庭就有一輛私人汽車，蘇聯公民每月用于文化娛樂的支出占工資總額的10%~15%，更重要的是涵蓋全民的免費醫(yī)療、免費教育以及免費住房。對比1991年之后富可敵國的新貴們的腐敗生活，當時的國情是：國民人均壽命縮短，治安惡化，貧富差距拉大，國家工業(yè)體系支離破碎……當年蘇共的腐敗與之相比，恐怕就有幾分“竊鉤者”與“竊國者”的味道了。如今“竊鉤者”已經“伏誅”，而“竊國者”又當如何呢？
相比于這些新貴，戈爾巴喬夫的晚景則要凄涼得多。在筆者看來，這并非是由于一些文章中所說的愚蠢或者是“好心辦壞事”，這其實是他與葉利欽斗爭失敗的結果。他們所爭奪的，不客氣地說其實就是一個“賣國者”的位置。蘇聯解體以后，葉利欽給戈爾巴喬夫的只是每月4000盧布的退休金——這也是戈氏在辭職之后所唯一關心的事情，不幸的是隨著俄羅斯國內瘋狂的通貨膨脹的到來，這筆錢折合成美元之后不過1美元而已。戈氏開始像一個藝人一樣忙著在西方國家拍廣告賺錢，他曾帶著10歲的孫女入鏡拍了必勝客廣告；拿自己的名字為伏特加酒做了商標；還曾為路易?威登做過廣告……顯然，戈氏所看重的只是自身的利益，所謂“好心辦壞事”是無從談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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