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國集團（G20）3月31日在南京召開會議，商討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相關事宜。總的來說，共識未變而沖突加劇。
　　沒有人否定現在的國際貨幣體系存在缺陷，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正積極使其貨幣納入到特別提款權（SDR）的籃子。實際上，2011年1月在中美兩國華盛頓聯合聲明中，美國就表示過支持逐步推動人民幣納入SDR籃子。
　　SDR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創設的一種儲備資產和記賬單位，亦稱“紙黃金”。會員國在發生國際收支逆差時，可用它向IMF指定的其他會員國換取外匯，以償付國際收支逆差或償還IMF的貸款，還可與黃金、自由兌換貨幣一樣充當國際儲備。
　　對于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方式和速度，特別是在哪些要素是改革的核心變量方面，各國幾乎沒有交集。失望是注定的，各界對G20這一危機后出現的全球治理平臺的有效性也開始疑慮。

　　作為歐元區的核心代表，危機之后，法國就站在了推進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最前沿。早在2008年10月的歐盟領導人峰會上，法國總統薩科齊就提出了現有國際金融秩序必須經歷“全球范圍內的大洗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需要動一次大手術”的主張。
　　根據今年3月IMF的最新統計，截至2010年末，歐元在全球儲備貨幣中的占比為26%，僅次于美元的61%，位居世界第二位，是美元最大的挑戰者。因此，法國開出的“藥方”就是一鼓作氣、對國際貨幣體系進行“休克”改革。
　　美國的態度則隨著危機的發展不斷修正。最開始采取“善意的忽略”策略，逃避美元泛濫造成全球危機的責任。隨著經濟逐步走向復蘇以及憑借美元仍具有霸權地位的優勢，美國將國際貨幣體系改革作為談判的籌碼，利誘各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分擔全球經濟失衡的成本。
　　這一次美國財長蓋特納提出的所謂“各國匯率制度不對稱是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障礙”的看法只有那些具有彈性匯率、獨立央行，并且允許資本自由流動的國家，其貨幣才應當包括在SDR籃子中。這只不過是近一段時期施壓人民幣升值立場的縮影。
　　與此相比，中國對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根本立場未變，仍強調其是一個“長期復雜的過程”，但對將人民幣納入SDR籃子的熱情已有所減緩。
　　早在2009年3月，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曾提出創造一種與主權國家脫鉤、并能保持幣值長期穩定的國際儲備貨幣的思路，其中包括了建立SDR與其他貨幣之間的清算關系、推動SDR在貿易、投資和其他經濟活動中計價、創立以SDR計值的資產及完善SDR的定價和發行思路。
　　對SDR前后態度的差異，顯示出中國在全球金融體系改革中的戰略目標正在形成，即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根本途徑仍在于本幣的國際化。

　　就國際貨幣體系改革而言，SDR不過是一種次優選擇。SDR設立之初，并未要求在實際貿易過程中IMF成員國直接用SDR進行結算。實際上，成員國必須用自己的SDR換取美元，然后用美元支付貿易逆差。
　　SDR持有國可以通過兩個途徑得到美元：第一個途徑是，成員國之間自愿做出互換安排，貿易逆差國中央銀行用分配給本國的SDR從其他國家中央銀行換取美元；第二個途徑是，IMF指定對外狀況良好（如有貿易順差）的成員國從對外狀況欠佳（如有貿易逆差）的成員國購買SDR。
　　然而在SDR出現后不到兩年，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此后的國際貨幣體系發生了兩個重大變化。首先是由于浮動匯率取代了固定匯率，中央銀行干預外匯市場的需要減少，對儲備貨幣的需求也隨之減少。其次是由于資本跨境流動的自由化，貿易逆差國不難從資本市場獲得美元。
　　在相當一段時間內，儲備貨幣的可獲得性不再是人們所關心的重要問題。由于儲備資產的獲得不再以美國的貿易逆差為條件，SDR存在的必要性大大下降。
　　事實上，此后除了繼續充當IMF的計價單位外，SDR在國際貿易和金融交易中并未發揮重要作用。
　　基于以上的因素，未來中國更應該按照自己的節奏去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和金融體制改革，而不是拿匯率、資本項目開放等為代價，換取象征意義大過實際效果的貨幣國際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