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改革金融監管體系，加強宏觀審慎管理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暴露出現有金融監管制度存在的系列重大缺陷，這包括：缺乏減輕金融體系順周期性、避免危機發生時風險快速傳遞的有效政策工具，銀行業機構資本質量和流動性管理水平不足于應對危機，場外衍生品、對沖基金、信用評級機構等未得到有效監管，薪酬制度過度激勵風險行為，金融消費者保護不力等。為增強金融體系的抗風險能力、降低由內部關聯性和順周期趨勢所導致的系統性風險，構建宏觀審慎政策框架成為危機后全球金融監管改革的重點和關鍵性環節。2009年以來，國際社會和各國政府吸取危機教訓，啟動了以加強宏觀審慎管理、修復金融監管體系漏洞為主線的大規模金融監管體系改革。2010年，國際組織和各國政府在構建宏觀審慎政策框架、強化資本和流動性要求、加強場外衍生產品市場監管、強化對沖基金和評級機構監管、改革薪酬制度、強化金融消費者保護等方面取得改革突破，金融穩定理事會(FSB)和有關國際標準制定機構制定了關鍵性的金融改革動議，主要國家在相關改革立法上也已取得顯著進展。
國際社會和主要國家開展的大規模金融監管改革，反映了其對金融危機的反思以及其在改革國際金融監管體系上達成的共識。改革有利于修補原有金融監管體系漏洞，提升金融體系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的能力。2010年的系列改革開啟了危機后金融監管改革的大幕，為增強金融體系穩定性及進一步深化金融監管改革打下了基礎，(一)構建宏觀審慎政策框架。金融危機后，加強執行宏觀審慎政策成為國際社會的共識之一。
國際組織和各國政府當局認識到，僅僅依靠微觀審慎監管而忽視對宏觀系統性風險的關注，已不足以防范系統性的金融風險。金融體系具有天然的順周期傾向和高度的關聯性，局部沖擊會通過機構和個人的順周期行為得到加強并擴散至全球，通過金融業與實體經濟之間的反饋效應蔓延至實體經濟。宏觀審慎政策尋求將金融體系作為一個整體來管理、評估以及提供適當的政策反應，目的是增強金融體系的抗風險能力，減輕由內部關聯性和順周期趨勢所導致的系統性風險。宏觀審慎監管內涵廣泛，與微觀審慎監管很難截然分開，一些微觀審慎措施也具有宏觀審慎意義。2010年，國際組織和各國政府在構建宏觀審慎政策框架方面取得積極進展。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正在對各國宏觀審慎政策框架和政策工具有效性進行調查，計劃于2011年提出主流做法和監測系統性風險的必要工具。全球金融體系委員會(CGFS)對目前各種宏觀審慎政策工具的設計和運用進行研究，評估它們在避免危機或減弱危機影響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國際金融組織正在研究制定的宏觀審慎政策工具主要作用于以下方面：一是抑制順周期性。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BCBS)擬訂了巴塞爾協議Ⅲ，提出建立逆周期資本緩沖，以增強金融體系在周期內各個時點抵御風險的能力。CGFS研究制定了新的保證金和扣減率(marginandhaircut)規范，以降低場外衍生品市場和證券市場的順周期性。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和美國財務會計準則理事會(FASB)建議將現行的“實際減值損失法”變更為“預期損失”或“現金流”法，以對信貸損失進行早期確認，降低信貸的順周期性。
二是強化金融體系抗風險能力。金融穩定理事會(FSB)成立脆弱性評估委員會(SCAV)對系統脆弱性進行評估，研究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政策框架和影子銀行體系，IMF和FSB聯合開展早期預警演練。支付結算體系委員會(CPSS)和國際證監會組織(IOSCO)強化針對核心金融基礎設施的國際標準。
美國2010年7月通過的金融改革法案規定，設立金融穩定監管委員會(FSOC)，并賦予其識別和防范系統性風險的權利和責任，包括：第一，認定系統重要性銀行、非銀行金融機構和金融業務，對委員會認定的可能產生系統性風險的機構或業務提高監管標準，如提出更高的資本充足率、杠桿限制、流動性和風險管理要求等；第二，收集可能產生系統性風險的金融機構和市場行為的信息并向國會報告；第三，對用來減少系統性風險的監管措施所造成的經濟影響進行持續研究；第四，關注國內、國際的監管建議和發展，分析對美國金融市場系統性風險的影響。FSOC在極端情況下有權直接拆分對金融穩定存在威脅的金融機構。新法案還強化了美聯儲的監管職能，要求其對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建立全面覆蓋的風險處置和清算安排。
英國2010年6月通過的金融監管改革方案決定，在英格蘭銀行內部設立金融政策委員會(FinancialPolicyCommittee，FPC)，負責宏觀審慎管理。英國金融監管改革方案還決定撤銷FSA，設立隸屬于英格蘭銀行的審慎監管局(PrudentialRegulationAuthority，PRA)，負責對商業銀行、投資銀行、建筑業協會和保險公司等金融機構的穩健運營進行審慎監管。另外，新規強化了支付結算體系和中央交易清算所的職能，并決定新設立消費者保護和市場管理局(CPMA)，該機構后改名為金融行為準則局(FinancialConductAuthority，FCA)，負責監管所有金融服務行為，保護金融消費者。
歐盟2010年9月通過泛歐金融監管法案。在宏觀審慎層面，歐盟建立了歐洲系統性風險委員會(EuropeanSystemicRiskBoard，ESRB)以監督整個歐洲金融體系的穩健性。委員會作為早期預警機構，主要負責監測整個歐盟金融市場上可能出現的宏觀風險，及時發出預警并在必要情況下提出應對措施。一旦運行順利，該機構將改變目前歐洲各國僅就國家和機構層面進行風險分析的做法。但是，該機構只能從事宏觀審慎分析，沒有權利對其成員國采取措施，也不能為其成員當局創造新的宏觀審慎工具或政策。在微觀層面，歐盟新成立了三個超國家歐洲監管局(ESAs)——歐盟銀行監管局、歐盟證券與市場監管局以及歐盟保險與職業年金監管局分別負責對銀行業、證券市場和保險業實施監管。
法國中央銀行法蘭西銀行被賦予系統性風險和危機處理的管理權，負責應對系統性風險和強化金融穩定。法國還設立信貸調解組織(MC)，專門解決銀行和企業間的爭端，以防止信貸急劇萎縮而致企業資金鏈斷裂，支持企業融資。法國還強化了政府和監管機構在金融穩定方面的指導作用，要求政府和監管機構指導大型銀行采取加強內控體系建設、進行風險壓力測試、完善審核支付限額、限制金融高管薪酬發放等具體措施。
日本國會于2010年5月通過《金融商品交易法修正案》，要求強化對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的監管。
專欄2.3 中國金融管理當局積極參與國際金融監管合作
2010年，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銀監會、中國證監會和中國保監會積極參與國際金融監管合作，全面參與金融穩定理事會(FSB)、國際清算銀行(BIS)、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BCBS)、國際證監會組織(IOSCO)和國際保險監督官協會(IAIS)等國際組織和國際標準制定機構的工作，為有關國際金融標準的形成做出了貢獻。同時，配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順利開展了中國金融部門評估規劃(FSAP)工作。
中國人民銀行積極利用國際清算銀行提供的平臺，參與探討并深入研究宏觀經濟金融政策領域的重要問題。自2006年周小川(專欄)行長當選為BIS董事會成員以來，人民銀行進一步加強與全球主要中央銀行和監管機構的對話與合作，及時了解和把握世界經濟形勢和國際金融熱點問題，并就全球經濟平衡、貨幣合作等重要政策進行協調。作為FSB和BCBS的成員，人民銀行繼續深入參與國際金融監管改革政策、銀行體系資本和流動性、宏觀審慎管理框架、金融基礎設施建設等具體金融監管標準的制定與修改。人民銀行充分借鑒BCBS的改革成果，結合國情研究建立逆周期的金融宏觀審慎管理制度框架，研究減少監管真空、制定金融控股公司及交叉性金融工具的監管規范，研究加強對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的管理。此外，人民銀行、財政部、銀監會通過加入FSB識別不合作國家(地區)專家組、同行評估小組、執行情況監測網絡工作組、脆弱性評估工作組和跨境危機管理工作組等，加強金融穩定國際交流與合作。
中國銀監會作為FSB和BCBS的成員，全面參與國際監管標準的修訂工作，協助完成多項調研和專題評估工作。銀監會還參與資本定義、杠桿率、流動性指標的全球定量測算(CQIS)工作，完善資本充足率、動態撥備率、杠桿率和流動性比率等監管工具，設定合理的時間表，穩步推進各項標準的貫徹落實，推動國內銀行業向新的國際標準過渡。2010年，銀監會還成功舉辦了中國銀行(3.35,0.06,1.82%)(國際)監管聯席會議，與有關國家和地區的金融監管當局就銀行集團的經營情況進行信息交換，就相應監管手段和方法進行溝通協調。此外，銀監會繼續加強與有關監管當局的日常交流，協助開展對中資銀行設立海外分支機構的申請審批；加強與海外機構東道國監管當局的信息溝通和監管合作，出具監管意見；在已簽署雙邊監管合作諒解備忘錄和合作協議的框架下，與境外監管當局合作，實施跨境現場檢查。
中國證監會積極參加國際證監會組織(IOSCO)多邊合作，深入參與IOSCO相關工作并發揮重要作用。在2010年6月召開的IOSCO蒙特利爾年會上，證監會再度當選為執委會成員，尚福林(專欄)主席連任執委會唯一副主席。證監會深入參與IOSCO技術委員會各常設委員會、新興市場委員會各工作組以及執委會戰略方向等特別工作組工作，在修改和擬定IOSCO新的戰略方向、監管原則和監管合作原則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中國證監會還認真參與G20宏觀經濟政策互相評估、FSB薪酬評估、風險披露評估等評估工作，積極促進評估機制和內容合理化。此外，證監會繼續加強雙邊跨境監管合作。截至2010年底，證監會已與43個國家和地區的監管機構簽署了47項備忘錄。
“金融部門評估規劃(FSAP)”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為加強對成員經濟體的金融體系穩健性而開展的一項評估活動，目前已被國際社會廣泛接受。按照中國領導人在二十國集團峰會上的承諾，中國于2009年8月正式啟動FSAP評估。2010年，中國人民銀行會同相關部門全面開展了中國FSAP評估工作。按照中方與基金組織/世行中國FSAP評估團達成的工作安排，中國FSAP評估各項工作有序推進，中方高質高效地完成了FSAP問卷、數據和信息需求的答復工作，成功組織了FSAP評估團來華開展的兩次現場評估，完成了對17家主要商業銀行的壓力測試。FSAP評估團初步評估結果認為，受益于中國政府推出的金融體系多項重大改革以及中央銀行和各監管部門的有效監管，中國金融體系在過去30年取得了長足進步，有效抵御了本輪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FSAP評估團還對中國下一步金融改革的重點和順序安排提出了建議。2011年，中國人民銀行將會同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等有關部門繼續推進FSAP評估及其后續工作。
(二) 強化資本和流動性要求
金融危機暴露出當前銀行業資本要求偏低，資本質量不高(普通股和留存收益占比低，混合資本工具吸收損失的能力不強)，風險加權資產測算不客觀等問題。2009年12月，BCBS發布了《增強銀行業抗風險能力》和《流動性風險計量、標準與監測的國際框架》的征求意見稿，這兩個文件被業界稱為“巴塞爾協議III”。2010年9月，BCBS正式完成巴塞爾協議III的修改。巴塞爾協議III的主要內容包括：
提高資本質量、一致性和透明度。修改資本定義，擴大資本覆蓋面，增強各國資本計量的一致性和透明度。銀行業的普通股資本充足率、一級資本充足率、總資本充足率的最低要求將分別由目前的2%、4%、8%調整為4.5%、6%、8%。
建立資本緩沖機制。銀行業應建立2.5%的資本留存緩沖，由此，銀行業普通股資本充足率、一級資本充足率、總資本充足率要求將分別提高至7%、8.5%、10.5%。在信貸過快增長的時期，銀行還需要建立占風險加權資產0－2.5%的逆周期資本緩沖，逆周期資本緩沖中的資本應由普通股或其他具有充分吸收損失能力的資本構成。逆周期資本緩沖占風險加權資產的具體比例由各國視信貸/GDP比率與其長期趨勢線的偏離程度而定。
引入杠桿率作為最低資本要求的補充監管手段。未經風險加權調整的杠桿率指標可作為最低資本要求的補充。過渡期內就3%的一級資本杠桿率標準進行測試。
提高系統重要性銀行的最低資本要求。系統重要性銀行應在最低資本要求的基礎上具備更強的吸收損失能力，即各國監管當局應適度提高系統重要性銀行的最低資本標準。
建立全球統一的流動性監管框架。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提出了兩大國際統一的流動性風險計量監管指標——流動性覆蓋比率(LCR)和凈穩定融資比率(NSFR)，分別反映金融機構抵御短期流動性風險和中長期流動性風險的能力。流動性覆蓋比率定義為壓力情境下高質量流動性資產與超過30天的時間期限內凈流出現金的比率，該比率的監管要求是應大于等于100%，即要求在壓力情境下銀行的流動性至少能堅持30天。凈穩定資金比率定義為壓力情境下一年內可用的穩定資金與需要的穩定資金的比率，該比率的監管要求為應大于100%，即要求銀行在一年內可動用的穩定資金大于其需要的穩定資金，該指標反映了銀行資產與負債的匹配程度。在以上兩大指標以外，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還提出了合約期限匹配程度、融資集中度、可自由運用資產規模等國際統一的流動性風險的監測工具。
考慮到經歷了二戰以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后，各國經濟的恢復還需要相當長的時間，全球銀行業資本實力的恢復也需要相當長的時間，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為銀行業達到新的資本和流動性要求設立了長達8年的過渡期，部分要求的過渡期甚至達到13年。在巴塞爾協議III框架下，各國開展了本國的相關立法進程。美國監管當局于2010年一季度出臺了有關融資和流動性風險管理的初步指引。歐盟委員會正在修改《資本要求指令》，計劃于2011年年底前通過立法程序。日本國會通過的《金融商品交易法修正案》決定重新設定對金融機構自有資本比例的要求。
(三) 加強場外衍生產品市場監管
場外衍生品市場的主要問題是缺乏透明度，市場效率有待提高，交易對手風險可能威脅金融系統穩定。G20匹茲堡峰會要求，2012年底前所有標準化場外衍生品應在交易所或電子交易平臺上交易，并通過中央對手方清算，同時，所有場外衍生品合約應向交易數據庫報告。據此，FSB會同支付結算體系委員會(CPSS)、國際證監會組織(IOSCO)和歐盟委員會提出了擴大中央對手方使用的政策建議。
美國金融改革法案要求大部分金融衍生品通過交易所交易并通過清算所清算；要求銀行將信用違約互換(CDS)以及農產品(17.00,0.01,0.06%)互換、能源互換、多數金屬互換等高風險衍生產品剝離到特定子公司，其自身可保留利率互換、外匯互換等業務。歐盟將建立統一的中央對手方法律框架、清算標準化合約要求和交易信息庫立法等。日本在2009年6月通過的《金融商品交易法修正案》中規定了對場外衍生品交易實行集中清算以及交易信息的保存和報告制度。
(四) 加強對沖基金監管
長期以來，對沖基金受到的監管較少。金融危機爆發后，加強對對沖基金的監管成為各界共識。IOSCO公布了對沖基金監管原則以及全球對沖基金信息收集模板，以幫助監管機構收集和交換對沖基金的信息，并加強國際監管合作來防范對沖基金行業可能引發的系統性風險。
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于2010年11月通過了對對沖基金(含私募基金)的監管新規，并計劃于2011年7月21日起生效實施。
監管新規的主要內容包括：一是實施強制登記制度。規模以上對沖基金(含私募基金)，必須以投資顧問機構名義在SEC注冊登記并接受監管；規模較小的對沖基金及其他投資顧問機構將由各州監管機構注冊登記監管；管理資產規模不足1億美元的風險投資基金和對沖基金免于注冊登記。二是強制信息披露。對沖基金必須接受監管機構檢查和遵守信息披露規定，將文件和賬目對SEC開放，接受SEC包括會計和交易信息披露的監管規定，提供并披露現行條例下的隱蔽信息、交易信息(包括倉位信息)、投資方信息等。三是限制銀行對對沖基金的投資。銀行對沖和私募基金的投資總額不得超過基金資本的3%，也不得超過銀行一級核心資本的3%。
歐盟委員會于2009年4月提出《另類投資基金管理人指令》，在歐盟層面建立全面、有效的對沖基金監管框架。歐洲議會于2010年11月正式通過歐盟對沖基金監管法案，法案規定在歐盟金融市場上運營的對沖基金必須先向監管機構注冊，以取得護照，并接受監管；對于設在歐盟成員國的對沖基金，它們只需向一國監管機構注冊，即可取得在歐盟全境運營的權利，但對非歐盟的對沖基金，歐盟統一護照的發放尚需等兩年過渡期結束后，由2011年新設的歐洲證券和市場管理局負責。
英國規定，2010年7月起，對沖基金必須在英國金融服務局注冊并接受監管。
日本金融廳將在金融商品交易法基礎上進一步擴充要求注冊的對沖基金，以及對沖基金在資產運用過程中有關風險管理狀況的報告事項。
(五) 加強信用評級機構監管
當前信用評級機構形成了準監管地位，危機中信用評級機構的評級行為造成市場參與者行動一致，這可能引發系統性風險。G20要求采取措施減少官方機構對信用評級的依賴。BCBS早在制定巴塞爾II時就推出信用風險估值的內部評級法，強調銀行不應過度依靠外部評級機構。當前，BCBS正在研究解決將外部評級用于監管資本框架所產生的不當激勵問題。IOSCO發布了《信用評級機構在結構性融資市場上的作用》，建議增大評級機構的獨立性，避免評級機構利益沖突，加大評級機構的信息披露以及與市場參與者的溝通。
美國金融改革法案要求在SEC內部設立信用評級機構監管辦公室。歐盟委員會2010年7月公布信用評級機構監管法案修訂稿，提出由歐洲證券及市場監管局統一監管歐盟境內的信用評級機構。為解決評級市場寡頭壟斷問題，歐盟委員會正在研究建立一個歐洲評級機構來同三大評級公司競爭的可行性。英國金融服務局要求從2010年7月開始所有信用評級機構在FSA注冊并接受監管。日本國會于2009年6月通過《金融商品交易法修正案》，要求信用評級機構進行注冊，對債券發行實行“雙評級”制度(其中至少有一家本土評級機構的評級)。
(六) 改革薪酬制度
當前的薪酬機制過于獎勵短期財務業績，會助長高管的過度風險承擔行為，鼓勵過度投機。危機后加強薪酬監管的呼聲日漸高漲。薪酬監管首先被運用于政府救助的金融機構，因為這些機構一部分利潤來自政府擔保或救助，而不完全是自身經營成果。2009年FSB制定了《穩健薪酬實踐原則》和《穩健薪酬原則實施標準》。
美國金融改革法案授予上市公司股東對于公司高管薪酬和“黃金降落傘”事宜擁有非約束性投票權，同時允許聯邦銀行業監管機構對金融企業薪酬體系實施監管，防止管理層承擔過多風險(為此，美聯儲發布了銀行業薪酬指引)。2009年3月，美國國會眾議院通過一項法案，規定將對接受政府救助資金的公司征收90%的獎金稅。
英國政府2010年初出臺新規定，針對年薪超過100萬英鎊的雇員，要求其總薪酬的60%必須在接下來的3年中遞延支付；對銀行向員工支付的任何超過2.5萬英鎊的獎金征收50%的一次性稅收。不過，由于部分金融機構強烈反對(威脅要將部分人員和業務遷離倫敦)，英國政府在2011年初決定取消對超額獎金征收50%一次性稅收的規定，改為要求銀行業在獎金問題上增加透明度。
根據歐洲議會2010年7月通過的立法草案，法國于2010年12月正式公布“金融行業薪酬監管規則”，規定法國金融行業50%的薪酬將以股票或其他形式的金融工具支付；金融機構發放的獎金至少有40%必須分三年支付，獎金額度越大，延期支付比例越高，最高可達60%。
(七) 加強金融消費者保護
金融消費者保護是危機后金融監管改革的重點領域之一。
根據美國金融改革法案，美國將整合現有多家聯邦機構(包括美聯儲、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貨幣監理署、儲蓄管理局、聯邦存款保險公司、國家信用社協會、聯邦貿易委員會等)的消費者保護職能，設立專門的消費者金融保護署(CFPB)，統一對金融消費者和投資者提供綜合保障。CFPB內部將包括公平信貸與平等機會辦公室、金融教育辦公室、研究部、投訴追蹤與收集部、社區事務部等部門。
歐盟擬建立涵蓋全歐盟的金融消費者擔保計劃。擔保計劃的主要內容包括：提高存款擔保計劃的擔保額，將其從5萬歐元提高至10萬歐元；提高中小投資者損失賠償額，將由于金融機構原因造成的中小投資者損失的賠償額從2萬歐元提高到5萬歐元；推廣涵蓋全歐盟的保險擔保計劃。
英國聯合政府決定整合現有機構(包括金融服務局、公平貿易局等)的金融消費者保護職能，設立金融行為準則局(FinancialConductAuthority)。
日本金融廳也計劃出臺規則加強對金融消費者保護，包括衍生品投資者適當性方面的規定等。
另外，各國際組織和各主要國家還就大型金融機構跨境處置、征收金融機構稅、強化國際會計準則等領域開展了一系列改革。
專欄2.4 金融消費者保護
金融消費者是指接受金融服務業提供的金融商品或服務的自然人或法人，不包括專業性投資機構。金融消費者保護涉及每個普通公民的切身利益，其對金融機構合規運作、改善社會形象，提升消費者信心，實現社會公共利益，維護國家金融安全乃至經濟安全均具有重要意義。金融創新的快速發展，催生了許多較為復雜、缺乏透明度的金融產品，而金融消費者普遍缺乏金融專業知識，容易受到誤導而購買一些不適合他們的金融產品，為此，金融消費者保護首先是要求金融機構對普通金融消費者提供的產品和服務具有高透明度、簡單性等特點，其次，監管機構要賦予金融消費者維權的渠道，要利用消費者的投訴及時發現問題并進行改進。金融消費者保護的內容主要包括：制定金融消費者保護的法律、法規；開展相關監督、檢查；受理、調解消費者投訴；促進對弱勢群體的金融服務；開展金融消費者教育等。
美國在金融消費者保護方面起步較早。在社會需求與政府推動的雙重背景下，自1968年開始，美國國會頒布了一系列金融消費者保護法律。為執行這些金融消費者保護法律，美國國會授權美聯儲、貨幣監理署、聯邦存款保險公司等聯邦監管機構負責制定條例具體落實，并且與其他金融監管任務(如安全和審慎監管)相互補充。除美國外，世界上其他國家和地區也出臺了多項加強金融消費者保護的法律，并授權相關機構行使對金融消費者合法權益進行保護的職能。
1997年，澳大利亞設立專門的審慎監管局(APRA)和證券投資委員會(ASIC)，分別負責維護金融體系的安全與穩定以及保護消費者利益。2000年，英國《金融服務和市場法案》在對金融經營者的監管方面加入了針對金融消費者保護的內容，明確規定金融服務局負責監管各項金融服務，同時設立單一申訴專員和賠償計劃架構，為金融服務消費者，提供進一步保障。日本在借鑒英美法律制度的前提下，也結合實際，出臺了有關金融消費者保護的法律。
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主要國家和國際機構開展了大規模的金融監管體系重構，特別是加大了金融消費者保護的力度。2009年6月，美國政府公布了名為《金融監管改革——新基礎：重建金融監管》的改革方案。該改革方案在消費者和投資者保護領域有針對性地提出三方面措施：一是新成立一家獨立的消費金融保護機構使消費者和投資者不受金融系統中欺詐行為的損害；二是從增強金融產品和服務的透明度、簡單化、公平性等方面進行消費者保護改革；三是加強對投資者的保護，促進退休證券投資計劃。2010年7月，美國總統奧巴馬正式簽署了致力于保護消費者、解決金融業系統性風險等問題的《多德—弗蘭克華爾街改革和個人消費者保護法案》。這項法案最引人矚目的一項內容是，美國將成立一個全新的、專注于消費者保護的機構——消費者金融保護署(ConsumerFinancialProtectionBureau)，新機構將之前分散在美聯儲、美國證交會、聯邦貿易委員會等機構的金融消費者保護職責整合起來，以避免多頭負責制度下職責重疊以及監管真空或漏洞等現象的發生。消費者金融保護署的領導人由總統委任、參議院批準，預算由美聯儲直接撥付，并且享有獨立的規則制定權限，可以不經國會批準而迅速針對行業中的不端行為采取行動，包括從事檢查、實施罰款等懲戒措施。2008年，澳大利亞成立了全國金融督察服務署，其獨立爭議解決程序涵蓋銀行、證券、集合退休金信托等領域的消費者投訴。2010年，英國政府改革金融監管體制，決定整合金融服務局和公平貿易局的金融消費者保護職能，成立消費者保護和市場管理局，2011年該機構改名為金融行為準則局。經合組織(OECD)在討論加強各成員國金融市場合作的會議中，將保護消費者權益列為四個基本目標之一。
四、2011年國際金融市場前景
2011年全球經濟復蘇的基礎將進一步鞏固，但經濟運行中的不穩定不確定性因素仍然較多。金融危機的影響逐步消退，經濟活力和市場信心逐步恢復，政策環境總體寬松，這些有利于全球經濟持續復蘇，并為國際金融市場運行創造良好環境。但另一方面，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存在進一步擴散的風險，發達經濟體的高失業率和家庭的“去杠桿化”對需求形成壓制，貨幣競爭性貶值的風險依然存在，不同經濟體的貨幣財政政策走向仍將分化，新興市場面臨通脹壓力和資產價格泡沫風險，地緣政治風險可能蔓延，這些不利于世界經濟的穩定復蘇，也會引發國際金融市場的階段性動蕩。
2011年，受美國經濟復蘇緩慢、低利率和“雙赤字”等因素影響，美元總體走勢可能偏弱。不過，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風險依然存在、地緣政治風險可能蔓延，這些因素有利于美元在總體弱勢中實現階段性走強。
隨著世界經濟逐步走出危機陰影，2011年主要經濟體寬松貨幣政策的力度會有所減弱，由此，主要經濟體短期利率會進一步回升，但因經濟復蘇動力不足，主要經濟體短期利率回升幅度不會太大。隨著全球經濟繼續復蘇以及中長期通脹預期上升，主要國家中長期國債收益率將從低位進一步回升。
在世界經濟繼續復蘇、主要發達經濟體貨幣環境保持寬松、企業盈利狀況逐步改善的情況下，2011年全球主要股票市場可能會在振蕩中有所上漲。
2010年，原油、基本金屬、農產品等大宗商品價格在新興市場經濟體需求強勁、金融市場總體流動性較充裕的情況下實現了較大幅度的上漲。2011年，上述需求因素依然存在，另外，全球異常氣候越來越多、部分地區政治社會局勢動蕩使得一些大宗商品的供給受到限制，因此，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仍有上漲空間。預計2011年主要大宗商品價格仍會保持高位運行。
2011年，新興市場經濟體的通脹風險仍會較大，而發達經濟體的通脹壓力會逐步顯現，黃金的保值投資需求仍會較為旺盛，這將支撐黃金價格在高位運行。如果爆發較大地緣政治沖突、且緊張局勢持續時間過長，受避險需求推動，黃金價格可能繼續創下歷史新高。但值得注意的是，黃金價格已處于歷史高位，其下調風險不容忽視。
第三部分 中國金融市場與國際金融市場的聯系
2010年，面對復雜多變的國內外經濟環境，中國政府加快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發揮市場機制作用，有效鞏固和擴大了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的成果，國民經濟運行態勢總體良好。經濟較快增長，經濟結構調整步伐加快，改革開放不斷深化，改善民生成效顯著，為金融市場發展提供了較為平穩的國內環境。此外，中國政府繼續積極參與國際和區域經濟金融合作。
中國金融的改革與發展為金融市場對外開放奠定了堅實基礎，在外資繼續積極參與中國金融市場的同時，中資也繼續積極審慎地參與國際金融市場。中國金融市場繼續借鑒國際經驗，根據市場發展需要和現有條件，不斷加快創新步伐，中國金融市場的積極影響繼續擴大。
今后，中國將繼續支持市場發展創新，進一步優化投資者結構，促進以機構投資者為主的投資者隊伍的形成，同時適當擴大境外對中國金融市場的參與程度；全面推進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工作，擴大人民幣在跨境投融資中的作用，進一步暢通境外人民幣資金回流機制；繼續穩步推進資本項目可兌換進程，在有效防范風險的前提下，有選擇、分步驟放寬對跨境資本交易活動的限制，有序拓寬對外投資渠道，積極穩妥地推進中國金融市場對外開放。
一、中國國際收支繼續呈現“雙順差”格局，國際收支不平衡狀況進一步改善
2010年，中國國際收支經常項目、資本和金融項目繼續呈現“雙順差”格局，外匯儲備繼續增長。據初步估算，2010年中國國際收支經常項目順差3062億美元，經常項目順差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為5.2%，較2009年回落0.8個百分點，國際收支不平衡狀況進一步改善；資本和金融項目(含凈誤差與遺漏)順差1656億美元。截至2010年末，外匯儲備達28473億美元，較2009年末增加4482億美元，同比少增49億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