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順利結束了。新華社獲授權陸續播發了有關文件。下一步，就該各級政府、政府的各部門按照這些全國最高權力機關審議通過的年度計劃、五年規劃等文件聚精會神抓經濟、謀發展了。筆者認為，在有關經濟發展的方方面面任務與目標中，千頭萬緒的具體工作中，各政府部門的主要精力該放在轉變發展方式，促進結構調整上。對那些該由市場調節的事情，則留給市場去辦。
　　先賢說，“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一般人可能理解為，人應該有點兒憂患意識，因為或早或晚總會遇到讓人憂慮的事；學問深一些的人理解為，當初缺乏長遠謀劃，必招致眼前的憂慮。以這兩種理解看待中國的經濟形勢，都挺貼切。以中國之大，情況之復雜，總會遇到些天災人禍。多數時候，宏觀經濟也不會正處于理想的均衡狀態，時時都會面臨“通脹”或“通縮”，“過熱”或“過冷”的眼前之憂。目前看，中國經濟的“近憂”，應該是通脹威脅。溫總理表示，今年政府宏觀調控的各項工作中，把抑制通貨膨脹擺在了第一位。至于“遠慮”，應該是中國在發展方式、經濟結構方面的不少不盡如人意之處。
　　如果按照對“遠慮”“近憂”關系的后一種理解看待經濟形勢，或許可以從先賢的智慧中獲得更多啟示。物價上漲這個“近憂”的原因中，有近期國內外的市場因素，如國際大宗商品價格走高，各國普遍采取的寬松貨幣政策等。但不可否認，其中也有很多是屬應該“遠慮”的結構性矛盾所致。例如，農民收入過低，農副產品流通成本過高等。更該看到，不論是與前幾年曾經出現過的通脹率相比，還是相對于高達兩位數的經濟增長速度來說，目前百分之四、五的通脹率，并不算太高，但為什么卻牽動那么多人的神經？正如有專家分析的“重要原因是物價問題已與其他社會矛盾以及收入分配中的不公平感交織在一起”。也就是說，由于較長時期形成的一些結構性矛盾使社會對通脹的容忍度大大降低。如果城市中低收入者的實際收入能與經濟增長同步增長，他們對遠低于經濟增長率的通脹率就不會那么敏感。如果他們的消費支出中，供樓的比例少一點兒，不必非花高價去買放心的洋奶粉，不必為孩子上幼兒園、上學花幾萬元的“贊助費”，也許就不太在乎什么“姜你軍”、“蒜你狠”了。筆者相信，由于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視，調整貨幣政策以抑制需求，強調地方政府“米袋子”、“菜籃子”的問責制度以增加供給，這個“近憂”能夠被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圍里。
　　但是，轉變發展方式、解決結構性矛盾等應該“遠慮”的問題，有些是市場自發形成的，但在更大程度上是由于政府部門忽視科學發展觀、盲目追求GDP形成的，只有各級政府、政府各部門真下大決心，付出大精力才能解決。“十二五”規劃中對未來五年里如何轉變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做出了詳盡的科學安排。各級政府如果沒有慮及五年后的心胸和現在就著手的決心，努力去實現“十二五”規劃中的有關目標，五年后，中國面臨的“近憂”可能就要比百分之四、五的通脹率嚴重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