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間資本發達的我國東部沿海地區，目前正在形成一個規模巨大、形式多樣、異常活躍的民間金融產業。
這些民間金融產業有些純屬“地下金融”，風險極高；有些處于灰色地帶，亟待政策規范和引導；有些則是民間金融家創造的正規金融延伸業務，彌補了我國尚不發達的金融服務業的短板。民間金融從業人士和相關專家認為，各級政府應該盡快制定相應政策，引導民間金融浮出水面，同時鼓勵合法的民間金融創新，使暗流涌動的民間金融納入“陽光監管”。
民間金融形態多樣 “操盤”資金量巨大
記者在浙江、福建、上海等東部省市采訪發現，民間金融的形態令人眼花繚亂。民間資本進入民間金融領域，民間金融創造出新的民營經濟模式，三者形成一條糾結的鏈條。
以溫州為例，據民進中央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會長周德文介紹，溫州民間金融主要有五種形式。
一是親朋好友間借貸，主要是在個體私營企業創辦之初。特點是規模小、金額小、利率適中，帶有普遍性；二是溫州民間融資一種傳統做法叫“成會”，由創業急需資金者發起，也在親朋好友之間，實行會員制，既解決了創業資金短缺問題，又讓籌集的資金有利息可得，有一定的增值；三是向私人錢莊或典當行借貸，主要是企業資金周轉發生暫時困難，需求緊急時，但借貸期短，利率相對比較高；四是向信用擔保公司借貸。信用擔保公司是融資的中介機構，按正規的業務要求是不能直接進行融資的，但事實上多數擔保公司都在經營直接融資業務；五是向小額貸款公司借貸。
周德文初步統計，溫州的各類“投資中介”公司有300家以上，進入創投領域的資金量大概是1500億元，進入金融領域的有1000億元。據人民銀行溫州市中心支行信貸管理科科長陳明衡介紹，人行在溫州市的各類民間金融公司設立了80個監測點，監測結果顯示，溫州市的平均民間借貸利率為月息1.9%，一些擔保公司“過橋”拆借利率達到月息4%～6%，甚至更高。
福建的民間金融模式與浙江相似。廈門泉州商會會長蘇福倫介紹說，泉州市是福建省民間資本最充沛的地區，資金目前主要流入廈門進行資本運作，從事投資業務和低風險的借貸業務。他說，泉州商會希望與溫州商會合作，結成聯盟關系，擴大資本市場的“話語權”。
上海成為各類資本尋找機會的“大本營”，也是國內外創投公司、私募基金最集中的地區。上海鉅石股權投資管理公司總經理朱江平來自浙江義烏，目前正在上海籌備一只民間礦業基金，第一期5億元人民幣左右，共10個合伙人，與北京的一家國有專業公司合作投資國內外采礦權。
高風險地下金融與創新型金融服務并存
在浙江、福建等地活躍的民間金融活動中，通過傳統的借貸關系賺取利差是“地下金融”的主要形式，借貸利率依據“低風險低利率、高風險高利率”的原則，完全由市場需求調節。
據人民銀行溫州市中心支行副行長周松山調查，目前，溫州共有各類擔保公司159家，而在溫州市經貿委備案的僅有42家。此外還有各類無法統計的打著擔保名義進行社會集資活動的“類擔保公司”，以及典當行、寄售行、合會等組織和機構非法從事高息社會集資活動。
泉州晉江市恒誠小額貸款公司總經理劉燕英向記者抱怨，公司是晉江目前唯一的小額貸款公司，政策約束非常嚴格，如注冊資本3億元，就只能做3億元規模的貸款業務，利率是銀行利率的4倍。“但是晉江從事小額貸款業務的擔保公司有幾十家，大家做的是差不多的業務，但他們的利率隨行就市，經營靈活，稅收還比小額貸款公司低。”
陳明衡認為，“地下金融”已經成為公開的秘密，由于資金民間來民間去，暫時還不會對正規金融機構帶來系統性風險。“但是，我們發現，民間借貸與銀行信貸之間也開始出現交叉現象。一些企業把工廠作為融資平臺，把從銀行貸出來的錢拆給投資中介，轉出去賺取利差。”
記者在調查中同時發現，一些有遠見的民間金融人士開始走出“地下”，探索一些新型金融服務業產品，彌補我國銀行業的金融服務“短板”。
在溫州最早開辦私人錢莊的方培林目前已把主要精力投向自稱為“存單、房產質押抵押的履約擔保”業務。如一家企業用經過評估的1000萬資產抵押到銀行辦理貸款，銀行一般會打折后貸給企業600萬到700萬元，其實企業可能需要1000萬元。方培林和銀行和貸款企業合作，用民間閑置的存單和房產向銀行提高質押抵押擔保，再貸出300萬到400萬元給企業，企業拿到的這部分貸款利率月息1%～1.5%。方培林的金融業務在法律上無懈可擊，得到浙江省金融辦的認可，浙江大學經濟學教授金雪君認為方興擔保模式“激活了民間的剩余價值”。
在浙江和福建，類似方培林這樣的民間新興金融業務還有許多。如廈門泉州商會和四大國有銀行共同開通的“泉州并購通”、“泉商互助通”，為泉州企業之間的產業鏈整合提供金融服務；福建七匹狼控股集團公司正在開展的融資租賃業務，為企業的生產設備提供租賃服務。
設置“防火墻” 開通“陽關道”
鑒于大量民間金融行業處于“地下”“半地下”的現實狀況，以及民間資本參與金融服務業的巨大熱情，相關專家認為，讓民間金融“浮出水面”，并為他們開通“陽關大道”，是疏導民間資本流向、激活民間投資、創新金融形態的關鍵。
一是對高風險的民間金融設置“防火墻”，防止由此引發的社會矛盾。陳明衡認為，目前高風險的民間金融業務都發生在熟人社會之間，操作非常隱蔽，很難監管，對于這一類金融活動，關鍵是要割斷正規金融和高利貸之間的紐帶，監管部門以及每一個銀行都要對每一筆貸款的用途進行嚴密跟蹤，防止其流入民間借貸市場。
大部分人則呼吁國家有關部門盡快推出《放貸人條例》，給民間金融以合法地位，規范放貸機構及個人借貸的行為，為借貸合同糾紛的裁決提供法律依據。周德文認為，《放貸人條例》可以為大量民間資本、地下錢莊轉化為產業資本提供合法渠道。
二是為民間金融提供更多的平臺，優化金融資源配置。浙江省工商聯研究室主任周冠鑫認為，民間金融平臺很多，目前最關鍵的是建立適應民營企業發展需要的中小資本市場，如引入資產證券化融資方式，大力發展證券投資基金、產業投資基金、風險投資基金等公共投資產品。同時大力發展與民營中小企業相匹配的中小金融機構，放寬對金融機構的股比限制，真正實現地方金融機構民營化。放寬村鎮銀行、小額貸款公司、農村資金互助社、典當行的準入門檻，增加其數量和資本規模，把更多的民間金融行為納入監管。
三是鼓勵民間資本發展各類創新型的金融服務業，在一些地區先行試點。陳欣慰說，七匹狼公司目前正大舉進入各類政策沒有禁止的金融服務業，目的只有一個：搶占地盤、培育資源、培訓人才，為未來金融服務業放開占得先機。
周德文則認為，目前進入這些行業還有牌照限制，能夠進去的大多是各地有社會知名度、擁有更多社會資源的民營企業，這就在不同民間資本之間造成了新的不公平。因此，要發揮民資發達地區的政府民間投資服務中心、各行業協會及其他社會中介的作用，為民間金融提供法律、政策、財務、技術、管理、信息等咨詢和具體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