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的“用工荒”比往年來得早，來得猛。春節過后，歷來大量輸出勞動力的中西部地區也加入了勞動力爭奪大戰。以勞動力資源豐富著稱的中國，正深受“用工荒”問題的困擾——人口大國何以年年出現用工短缺？中國的“人口紅利”行將消失？新用工時代企業如何應對“用工荒”？“十二五”開局之年，如何破解“用工荒”與“就業難”的兩難局面？
　　參加全國兩會的代表委員對“用工荒”成因剖玄析微，提出根治“用工荒”一方面要加快企業轉型升級，提高產品和服務的附加值，另一方面須大力發展職業教育，特別要注重發展面向產業需求的職業教育。

　　隨著“用工荒”現象逐年蔓延、加劇，一些學者提出，我國開始進入勞動力短缺時期，曾經造就中國經濟奇跡的“人口紅利”正在終結。
　　勞動力真的減少了嗎？全國政協委員、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陳錫文明確表示，我國不存在勞動力短缺問題。現階段，人口紅利還在。
　　陳錫文在接受新華社記者采訪時說，從農村實際調查統計來看，現在每年外出的農民工數量都在增長，所以“用工荒”不是絕對量減少，不是絕對的“荒”。“用工荒”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出現階段性變化的表現之一，有幾個原因：首先是生產力布局正發生迅速變化。以前需要農民工的企業大都在東南沿海、大中城市，現在中西部地區的產業和企業也快速發展，需要大量的勞動力。第二是勞動力素質需要進一步提高。“要的工人找不著，來的工人不想要”，這是個結構性原因。第三是工資待遇和生活成本問題。農民工的勞動力價值進一步得到體現，如果工資水平不能得到合理上漲，農民工就業的積極性自然下降。農民工在大城市的生活成本越來越高，所以他們要去生活費用更低一點的地方。中西部地區的農民工就地就近就業，雖然工資低一點，但生活成本也要低得多。第四是農民工越來越希望自己被尊重和認同。
　　陳錫文提出的“‘用工荒’不是絕對的‘荒’”這一觀點，得到了一些代表委員的認同。
　　全國政協委員李立新認為，當前遭遇的并非全面的“用工荒”，只是周期性的“結構性用工緊張”。造成“結構性用工緊張”的原因眾多，但主要有經濟格局變化和產業朝中西部遷移引發勞動力轉移，農民工的代際替換導致勞動力結構變化等原因。
　　“據有關方面統計，中西部地區受基礎設施建設等投資拉動政策措施的影響，對農民工就業的吸納能力增強，在中西部地區務工的農民工增加，而在東部沿海地區務工的農民工減少，農民工開始從東部地區向中西部地區轉移。”李立新委員說，與此同時，“80”、“90”后農民工逐漸成為農民工主流，這群新生代農民工的文化背景和價值觀念與其父輩有很大不同，從而帶來勞動力結構的改變。
　　全國政協委員王書平則認為，現在呈現出的“用工荒”，仍然是一個人力資源的結構問題。“有的企業找不到急需的員工，但有些農民工也找不到合適的工作。”全國人大代表、江西省浙江總商會會長陳志勝也指出，不少企業在招聘時都提出了一定的技術要求，但應聘者不一定都能達到要求。這就造成了一些企業“招工難”，而一部分農民工“找工難”。
　　對于“用工荒”現象的產生，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部長尹蔚民在8日舉行的十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記者會上歸納出四點原因：第一，我國經濟回升向好，企業用工量增加。第二，隨著中部崛起、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中西部地區用工需求在增加，吸引相當多的農民工就近、就地就業。第三，隨著這幾年我們農村富余勞動力的轉移，農村勞動力的人數確實在逐漸減少。第四，新生代農民工的就業預期在不斷提高。

　　用工短缺問題迫在眉睫，一些企業界代表委員提出了“留人”的應急之策。
　　全國人大代表、杭州娃哈哈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宗慶后表示，要通過企業成果共享來留住員工。他以自身企業為例，他們每年招工時，外面都排起長隊，“我們不斷提高員工收入水平，給外來員工提供住房。”宗慶后表示，民企只有給員工增加收入，他們才會勤懇。
　　全國政協委員、吉利集團董事長李書福在今年提交的一份提案中建議：“我認為，中國要想創造世界名牌，企業要實現轉型升級目標，首先要把社會大環境和企業小環境解決好，特別是要把一線勞動者的各項權益落實好，包括養老福利、社會保險、醫療體制、居住保障、技能教育等等。然后，在提高一線勞動者經濟地位的同時，提高他們的政治地位和榮譽感。”
　　全國人大代表、富潤控股集團董事局主席趙林中則提出了為員工增設“工齡工資”的建議。
　　趙林中說，“工齡工資”最早源自日本，其主要特點是承認員工對企業所作的“年資貢獻”，使員工對所在企業產生歸屬感，可以有效減少員工的流動性。他認為，在時下普遍的“用工荒”面前，“工齡工資”制值得在更多的企業推廣。各級工會組織、行業協會、同業公會等，可以從中發揮積極的引導作用。
　　誠然，提高待遇可以幫助企業解燃眉之急，但從宏觀層面看，工資上漲并不能徹底改變勞動力供求的基本格局。唯有改變技術類型、提高產品和服務附加值，企業才能獲得更為廣闊的生存和發展空間。
　　就在全國兩會召開前夕，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民建中央副主席辜勝阻曾就對四大經濟熱點作出了前瞻判斷，其中之一便是：“用工荒”拐點將成為倒逼發展方式轉型的最大推力，政府要因勢利導推動經濟轉型。
　　“許多企業已經習慣于使用大量、價廉的農民工創造利潤，國家的經濟發展也客觀形成了依賴廉價勞動力的發展模式。”辜勝阻認為，勞動力供求關系的變化，勢必迫使企業在提高員工待遇的同時，考慮產業轉型升級。
　　“破解企業用工荒的根本途徑，還應從企業自身入手。”全國政協委員、利時集團董事長李立新說，東部地區持續多年的用工荒，似有愈演愈烈之勢。“從表面上看，經濟回暖、訂單回升是這次‘用工荒’的導火索，但背后的根本原因是企業轉型升級的滯后。”他認為，當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優勢喪失，加快產業結構升級和技術改造步伐，就成為東部企業的必然選擇，加快轉型升級，由低技術、低附加值向高選擇技術、高附加值提升，是企業尤其是東部企業的應對之策。
　　但也有代表委員認為，轉型升級并不是所有企業的生存選擇。一方面，轉型升級所需的員工，必須有相應的供應量。更關鍵的是，轉型升級需要的資金投入，也不是所有企業單靠自己的力量能做到的。這些，都需要全社會尤其是更多政府相關政策的幫扶支持。只有這樣，企業轉型升級才可能在更大的面上實現，而不是成為少數具有實力的企業的發展途徑。

　　當前的現實困局是，“用工荒”與“就業難”同時存在。國家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負責人近日表示，部分企業“招工難”與部分勞動者“就業難”問題并存，并且有常態化的趨勢，就業的結構性矛盾將進一步加劇。
　　這一現象引起代表委員的普遍關注。
　　全國政協委員李國璋指出，在第二、三產業有著數以億計的農民工，但由于他們科技水平較低，反過來一定程度制約了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進程。“提高一線勞動者的科技素質，需要政府、企業和農民工的共同努力。”
　　在很多代表委員看來，大力發展職業教育，將有效緩解“用工荒”與“就業難”并存的結構性矛盾。在發展職業教育的過程中，須特別注重發展面向產業需求的職業教育。
　　“整個社會的勞動力成本在上升，很多企業無法招到合適的員工，卻仍有一大部分人處于失業中。導致這個矛盾的原因在于，企業所需的人才與現有勞動力不相適應。”全國政協委員、湖南大學經濟與貿易學院院長賴明勇舉例說，企業要招聘電焊工，無論你是何種學歷，不會電焊就無法被錄用。“目前社會需要大量專業技術人才，只有大力發展職業教育，才能填補這一缺口”。
　　曾在上海交通大學擔任過8年教務處長，在職業教育發達的德國游學過近5年的全國人大代表、民盟上海市委專職副主委沈志剛，前不久去上海、江浙等幾個城市考察過職業教育發展狀況，考察后他對于中國職業教育的狀況“很不樂觀”。他認為中國的經濟轉型需要有人力的支撐，需要加快發展面向產業需求的職業教育，為經濟轉型發展提供技能型勞動力保障。
　　沈志剛表示，政府應加快打造職業教育人才培養體系。他具體列出五點建議：
　　第一，國家和各地政府應結合正在制定的“十二五”發展規劃，根據產業發展布局以及產業結構調整的需要，研究制訂面向產業發展需要的技能型勞動力需求規劃，根據技能型勞動力需求制定中長期職業教育規劃，以確保職業教育的發展為產業發展提供可靠的人力支撐，確保我國產業結構調整、經濟轉型發展順利推進。
　　其次，政府應把發展職業教育、培養高素質的技術工人作為經濟可持續健康發展的重要基礎來加以重視，在財政預算、基礎設施建設以及師資隊伍建設各個方面給與充分的支持。
　　第三、要充分發揮大中城市現有職業教育學校的資源優勢，挖掘現有職業教育學校人才培養潛力，通過擴大規模、聯合辦學、校企合作、社會辦學等方式，形成一批具有產業特征的技術人才培養基地和技能型工人實訓基地，盡快提升職業教育培養規模與培養質量，滿足我國快速增長的產業發展對技術型勞動力的需求。
　　第四、應制定面向城市農民工二代以及農村地區中學畢業生的職業教育招生計劃，鼓勵在城市就學的農民工子女以及農村地區中學畢業生選擇就讀職業教育學校，給他們通過接受職業教育成為合格的產業工人的機會。
　　第五、應制定優惠政策扶持、鼓勵職業教育快速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