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企業的國際化品牌數量不多且質量不高，企業國際化程度與中國經濟地位不符。部分代表委員認為，中國企業“走出去”需要國家從戰略層面統籌規劃，需要深入研究中國企業國際化的戰略性問題。
　　“我剛從巴西回來，我們在巴西的項目進展順利。”全國人大代表、三一重工總裁向文波日前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說。據了解，近幾年三一重工在美國、印度、德國等國家廣泛布局生產企業。
　　作為一個正在“走出去”的大型企業老總，向文波深有感觸，“中國企業走出去，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也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客觀要求，符合中國企業可持續發展的客觀要求。像三一重工這么大的企業，必須通過市場的多元化來化解風險，如果過分專注于國內市場，一旦有經濟波動，沖擊將會很大。”
　　“2010年，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我們具有國際影響的大企業、大品牌很少。與我們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日本1968年超越德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時，已經有豐田、松下等一批國際化企業和品牌。”全國政協委員、上海光明食品集團副總裁葛俊杰說。
　　向文波認為，目前我國的出口相當一部分是外資企業在做，還有很多是國內企業的“貼牌”，實際上中國已是全球最大的加工基地，“碳排放量大”、“耗費大量資源”等指責也就隨之而來。
　　要改變這種狀況，中國企業就要走出去，去境外投資生產。然而中國企業國際化的成功案例不多，多位代表委員在接受記者采訪時都表示“資金不是太大的問題。”那瓶頸到底在哪里？
　　“中國企業走出去成功的案例非常少，追究其原因，除了企業內部原因外，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缺乏國家系統的支持。企業走出去必須有國家外交、軍事、文化、經濟等方面的支持。目前我們的企業走出去還是游兵散勇，單打獨斗，缺乏協調作戰。在國外，中國企業走出去會有大量的人員往來，需要國家外交支持。中國企業到國外去投資，需要當地人民對中國文化認同，如果不認同中國文化，就很難認同中國企業。另外，中國企業在國外遇到的金融服務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我國金融機構的國際化程度不夠，在很多國家沒有網點，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企業走出去就處在不平等的競爭地位。比如別人買卡特彼勒的產品，卡特彼勒就能夠提供銀行按揭貸款等金融服務，但是我們就不行，我們只能全款，這些問題不是企業能解決的。”向文波說。
　　“很多人問，中國移動有那么多錢，為什么不去多收購一些國外的電信服務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移動董事長王建宙說，“在電信行業我們雖然經驗豐富，但都是國內的經驗，換一個地方情況就完全改變了。另外，人才缺乏也是中國企業‘走出去’的瓶頸之一。”
　　全國政協委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張小濟說，“對于境外投資風險的評估，我們還很不成熟，需要進一步完善，我們對境外投資的審批手續也過于繁瑣。”
　　中國企業走出去的問題需要國家從戰略層面來統籌規劃，需要研究中國企業的國際化戰略性問題，統籌規劃協調中國的戰略性資源支持中國企業走出去，只有這樣，中國企業的國際化才能走好，否則要付出巨大代價。
　　“應該盡快制定企業國際化的國家戰略，加強立法保護。在英、美、日、韓等國家實施企業國際化過程中，都通過立法從國家層面對本國海外投資進行必要的規范指導和權益保護，如美國的《對外投資經濟合作法》、《對外援助法》等；韓國的《海外資源開發促進法》、《擴大海外投資法案》等。而我們目前對外投資的制度主要是通過政府部門的行政管理辦法實現，法規層次不高，全面性和系統性也不夠。另外，還需加強企業國際化的政策支持，提供投資服務。在日本企業國際化過程中，日本貿易振興機構、日本貿易保險、國際協力銀行等都是日本政府授權或出資的半政府特殊機構，對日本企業海外投資提供了重要援助。”葛俊杰對記者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