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指出，今后五年，我國經濟增長預期目標是在明顯提高質量和效益的基礎上年均增長7%。出席兩會的代表和委員表示，這是中央政府站在轉變發展方式的角度提出的理性而科學的發展目標。
　　“但值得警惕的是，一些地方政府的發展思路尚未從根本上轉變。”部分代表委員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不少地方都制定了兩位數的經濟增長目標，出臺了規模龐大的投資規劃。為保證經濟健康穩定增長，中央有必要從體制上遏制地方的“GDP沖動”。

　　《經濟參考報》記者在兩會采訪中注意到，一些任職地方的代表和委員，在談及當地發展時依然對謀求經濟快速增長津津樂道，并為此制定了規模龐大的投資計劃。同時，從地方“十二五”發展規劃綱要中也可看出，不少省份“十二五”期間地方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都超過8000億元，折算下來投資速度年均增長超過20%。
　　地方政府對經濟增長熱情高漲，引發了經濟學家對今年中國投資增長乃至經濟增長可能過熱的擔心。
　　國家行政學院決策咨詢部研究員王小廣說，2011年是“十二五”開局之年。從年初一些地方兩會透露的信息看，今年我國很可能出現投資過熱，這對宏觀調控提出重大挑戰。“今年中國經濟存在的主要問題可能是投資過熱而不僅是物價問題，3月份發布的投資數據還看不出來，但是到了4月份就可能引發普遍關注。”
　　從記者收集的部分公開資料來看，許多地方的“十二五”GDP增長目標都定得很高，類似“翻一番”這樣的字眼頻繁出現。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劉樹成表示，當前正處在各級政府換屆以及建黨90周年的時點，這些因素成為推動地方經濟快速增長的主要力量。再加上2011年是“十二五”的開局之年，各地有大量的熱錢、快錢勇于投資。如果對這些推動因素處理不好，有可能把經濟增長速度由“偏快”推向過熱。
　　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指出，各地“十二五”的投資計劃需要調整。各地方各行業的“十二五”投資計劃都比較大，比如說鐵路建設計劃投資3.5萬億。這種投資計劃需要重新審核，否則會影響整個“十二五”時期宏觀經濟的穩定。
　　對于“十二五”期間當地投資額的快速增長，有地方官員歸因于“過去基礎條件較差”。言外之意很明顯，如果不能保持較高的投資增長便很難在經濟發展中趕上來。一位現職副省級的人大代表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表示：“‘十二五’對于我們省是個關鍵時期，我們省的經濟相對落后，所以只能首先確保將基礎建設的配套設施落實好。”

　　目前，投資已成為地方政府拉動GDP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然而，地方政府過度依賴投資，已經使得經濟發展的“三駕馬車”失去了均衡性，過度投資的負作用也正在展現。
　　不少代表委員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我國的資源稟賦和環境壓力已經無法跟上純粹以投資拉動GDP的方式，不少地方大量投資后，當地居民的幸福感并沒有提高，反而飽受污染之苦。
　　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研究院副教授孫詠梅分析認為，從全國各地制定“十二五”規劃情況來看，很多地方還是以發展速度為第一要務，而且為了能在五年內見成效，投資仍以基礎建設為主，主要集中在傳統制造業上。“雖然有的地方政府定的經濟增長目標并不高，只有個位數，但如果按照其投資規模推算，經濟增速就會上兩位數。”
　　為什么地方投資沖動這么強烈，而且持續投向基礎建設和傳統制造業？孫詠梅認為，關鍵還是地方對“十二五”期間經濟如何轉型的思路尚未厘清。
　　當前必須認識到，中國進行經濟轉型已經勢在必行。“現在中央提出的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已經不再是一個口號了，是非常迫切非常現實的，是‘十二五’時期一個發展主線。”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說，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快速發展，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充分發掘了人口紅利。然而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口結構正在發生變化，人口紅利即將消失，中國將不再有充足的勞動力供給。中國過去的競爭優勢在于廉價、充足的勞動力，然而這種比較優勢將逐漸消失；與此同時，中國還沒有足夠富裕，技術密集型、資本密集型產業還不會一下就獲得明顯的比較優勢，這是中國在“十二五”時期面臨的最大挑戰。
　　那么地方經濟應該如何轉型呢？首先應該擴大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說，未來中國經濟增速會逐漸放緩，原因一是“4萬億”投資基本結束，二是國際市場恢復緩慢并有可能反復，三是消費占GDP比重過低的格局并未改變。這意味著，中國既往主要依靠投資和出口的經濟增長難以為繼，必須加快推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擴大居民的消費需求，使國內消費需求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
　　其次，發展集約型經濟。“中國這些年來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所凸顯出的資源與環境約束，越來越迫使我們要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所長潘家華說，中國溫室氣體排放總量在2007年的時候已經超過美國，能源消費總量2010年也成為世界第一。所以，走集約型經濟發展之路已經顯得相對迫切。

　　在“十二五”時期的經濟增長方面，中央和地方思路存在差異，根源在于體制。中國社會科學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所長汪同三說，今年是“十二五”規劃第一年，各地普遍存在著上項目的傾向。所以要繼續深化經濟體制改革，認真轉變發展方式，科學調整收入分配政策。
　　中國社會科學院財政與貿易經濟研究所所長高培勇則以當前地方普遍進行的“土地財政”為例，認為中國需要通過體制改革遏制地方投資沖動。他說，地方政府存在發展的沖動，所需要的資金永遠沒有滿足的那一天。大家目前看到的是土地出讓金的問題，但是類似的情況之前就已經存在了。1994年之前，地方政府招商引資的主要手段是給予大量的稅收優惠；1994年稅制改革規范了地方政府隨意給予稅收優惠的行為，結果在全國各地隨即開始了一股大規模亂收費的浪潮。所以只要根本的問題沒有解決，未來即便堵住了土地出讓金這個口子，也還可能通過別的形式表現出來。
　　因此，遏制地方的投資沖動，要從體制上尋求突破。吳敬璉認為，體制改革需要政府有“頂層設計”。他說，“十二五”期間中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主要動力將來自體制改革。但是當前社會利益已經固化，如果沒有整體設計就轉型，可能會有消極后果。
　　具體到地方投資沖動問題來說，孫詠梅建議：“在改革層面上，要形成內生的增長機制，做到有保有壓。”
　　“壓”體現在適當壓低了經濟增長速度。從政策性工具的使用看，財政政策盡管仍然維持積極的政策，但主要要著眼于向民生領域和創新領域傾斜。貨幣政策則要繼續保持穩健的貨幣政策，必須要優化信貸結構，優化的方向要著眼于扭轉產能過剩和緩解通脹壓力。由于財政支出結構和信貸結構的調整，今年的投資結構將會發生較大的改變，投資規模也會適當收縮。
　　在“保”的方面，要進一步提高居民收入和擴大消費需求，積極推進提高最低收入、改進個稅調節、加強社會保障和促進就業措施的實行，以扭轉勞動和資本在分配方面的不和諧關系，增強內需的拉動力，促進企業將注意力轉移到提高技術、質量和勞動力素質等方面來。
　　還要改變地方政府的考核機制。全國政協委員、國家稅務總局原副局長許善達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表示，可以在地方官員的政績考核中添加GDP之外的因素，如對保障房建設等民生指標的考量。
　　全國政協委員、上海交通大學法學院環境資源法研究所所長王曦更是建議將《環保法》中提出的各種指標作為地方官員政績考核的一部分，提高環保指標在政績考核中的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