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工作報告不僅闡明了十二五期間重大的經濟社會發展目標和任務，還提出了今年經濟發展的主要指標以及相關任務。我們認為，這些目標和任務的完成將有利于為十二五規劃指明的經濟轉型方向開個好頭，但是要想使經濟轉型邁入可持續的內生發展道路，仍需要政府在十二五期間實施更艱巨的制度變革。
盡管十二五規劃確定的五年年均增長7%，但政府仍將2011年經濟增長目標設定為8%。我們認為，這可能基于以下原因：
首先，雖然經歷了金融危機的挑戰，但在目睹了2009、2010年中國經濟較快的復蘇路程之后，中央確信當前由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市場化、國際化推動的中國經濟增長動能還沒有削弱，我國經濟增長仍處于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因此當前有著經濟平穩較快增長的有利條件。
其次，維持一個平穩較快的增長速度也是當前經濟轉型和結構調整的需要，如當前結構調整的許多措施不免會影響短期經濟增速，典型的如房地產調控和產能過剩行業的調控，都會明顯拖累經濟增速，如果經濟增長不能保持平穩的態勢，類似房地產調控這樣的經濟結構調整措施同樣也很難推進；再如經濟結構調整的過程也是社會階層利益調整的一個過程，如果不能保持平穩較快的增速，創造較多的物質財富來彌補結構調整受損方利益的話，結構調整就會遇到巨大的阻礙，若在沒有創造一個快速增長的內需市場前，眾多出口企業向內需市場的轉型就難以成功。
此外，維持十二五初期平穩較快的增長速度也可為后期經濟增長的可能放緩減少增長壓力，從而比較容易實現十二五年均增長7%的目標，為今后結構調整的深入騰挪空間。如2013年到2015年，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將實現零增長，老齡化人口比例較快上升等勞動人口“紅利衰減”現象將使得十二五后期經濟增長潛力放緩的可能性較大，若能在十二五初期保持平穩較快的增長速度，積累更多的物質財富，就可以更從容應對今后經濟增長放緩帶來的挑戰。
應該看到，有了2010年中國經濟已經形成良好的增長態勢，2011年政府保增長的壓力實際上是減輕的，這也是今年財政赤字總量減少1500億的原因，各地或各部門也就可以適當減少經濟增長方面的壓力，真正花更大精力落實中央提出的以保障和改善民生為出發點和落腳點的經濟發展方式轉變。
為了實現這一政策目標，中央政府也比以往提出了更多數量的約束性要求和指標來督促各地或各部門實施民生改善工程。
針對民眾反映最強烈的物價問題，政府從以下多個方面賦予有關部門調控物價的責任和義務：有效管理市場流動性，控制物價過快上漲的貨幣條件，這意味著在當前貨幣和貸款增速目標的實現仍有一定距離，央行短期仍將延續前期的緊縮力度，加息或再次提高存款準備金率仍有可能；以經濟和法律手段為主，輔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全面加強價格調控和監管，這意味著在中上游價格傳導壓力較大、社會通脹預期較強的情況下，政府很可能動用強大的行政力量實施類似2008年初那樣的短期價格管制。
民眾最關切的收入分配改革問題，政府也將在2011年邁出實質性的步伐，它們包括：降低所得稅門檻，調整工資薪金所得稅率級次級距，這顯然有利于提高居民的收入，個稅免征額提高，可以直接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尤其是中低收入人群整體獲益程度更大；嚴格執行最低工資制度，穩步提高職工最低工資、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和城鄉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標準，這些要求已經在各地得到普遍實施，最低工資提升比例大都在15%以上。
各類關系民生權益保障的政策也有望在2011年得到強化。如針對部分地方政府無視農民權益，而過度追求城鎮化率提高，中央政府要求各地要充分尊重農民在進城和留鄉問題上的自主選擇權，切實保護農民承包地、宅基地等合法權益；今年財政支出的更多部分將用于各類社會保障體系的完善，它們包括將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試點范圍從2010年的24%的縣擴大到全國40%的縣，解決集體企業退休人員養老保障的歷史遺留問題，確保今年醫改攻堅年各項目標和任務的完成等；以問責制的機制賦予地方政府遏制當地城市房價過快上漲勢頭的責任，以簽訂“軍令狀”的形式督促地方政府切實完成今年1000萬套保障房建設的義務。
可以預期，在較強的中央政府約束下，今年各地的民生事業會有較大的進展，民眾的生活幸福感也有望一定程度提高；但這些成果只是初步的，原因在于：這些促進民生改善的政策仍主要偏重于技術操作層面，在沒有從制度層面上建立各地民生保障的激勵約束機制的情況下，它們的政策實施效果將難以有持續性。如當前我國收入分配不合理的根源，來自于市場經濟所要求的平等競爭原則在生產領域并沒有得到很好的體現，由此決定了分配領域的不合理。再如當前地方政府難舍“GDP情結”、輕視民生投入的根源，在于不合理的考核機制和廣大民眾缺乏監督和約束的正當機制。這些問題都不是靠政策可以解決的。
值得贊許的是，中央政府已經深刻地認識到這些制度痼疾，并在十二五報告中給予了明確指示，如報告要求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營造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的體制環境；不斷加強政府自身改革建設，必須從制度上改變權力過分集中而又得不到制約的狀況，堅決懲治和預防腐敗。
我們期待著這些制度變革能在十二五期間盡快開啟實質性“破冰”之旅，而只有這樣才能推動當前已經嚴重制約經濟轉型的社會領域變革，從而激發社會的創新活力，推動中國經濟轉向“內生增長，創新驅動”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