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全國共有30個省份調整了最低工資標準，月最低工資標準平均增長幅度為22.8%。全國29個省份發布了工資指導線，上線平均增長幅度比上年提高3%左右，基準線平均增長幅度比上年提高2%左右。
　　各地提高用工薪酬已成為一種趨勢，這對普通勞動者來說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但是，對解決大量勞動力就業，為保障社會穩定作出重大貢獻的勞動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的企業來說，無疑帶來了十方沉重的經濟包袱。特別是對于酒店餐飲業、生產性服務業來講更為突出。
　　工資上漲的成本，企業只能通過提高產品價格轉移給消費者，這樣社會的整體物價水平將會上漲，這也是有人擔憂提高薪水會帶來通脹的緣由。如果企業不能將增加的工資成本轉移出去，則企業盈利水平下降，企業得不到適當的利潤激勵，社會中的就業機會將會減少。由此造成的局面是：勞動力供應依然充分，新增就業機會卻不足，失業率攀升。因此，不論是通脹還是失業率上升，不僅難以“富民”，還會讓人民變得更貧窮。
　　勞動資本密集型產業是我國最主要的經濟發展基石之一，這種情況至少在10到20年內難以改變。如果工資成本上升過快，造成我國企業競爭力銳減，那么大批企業倒閉或者向東南亞國家轉移，都不符合我國的整體利益，也將造成大量農民工的失業。
　　在這種情況下，企業一方面要根據國家的相關政策，適度提高工人待遇，另一方面，國家也要適當減少企業稅負，在兩者間找到一個平衡點，才能保證企業的健康可持續發展。不論從現有的稅收優惠政策來看，還是從國務院不斷釋放的政策信號來看，戰略性新興產業、高新技術領域等都屬于優惠政策眷顧的對象。但是，一些重要領域如旅游企業和生產性服務業對稅收優惠的渴求卻并沒有得到很好的滿足。企業對社會的貢獻并不是僅以上繳稅收的絕對額來衡量的，當前形勢下更應考慮吸納就業等重要因素。應按吸納就業的數量、按社會貢獻度對勞動資本密集型企業給予稅收方面的政策扶持。新《企業所得稅法》雖然增加了小型微利企業減按20%的稅率征收企業所得稅的優惠政策，但其“從業人數不超過100人”的界定條件顯然把大部分勞動資本密集型企業拒之門外。因此我建議：
　　一是國家對勞動資本密集型企業實施減稅。由于目前稅法的不完善，地方稅務機關的自由裁量權比較大。而實際運行當中，地方稅務機關對稅法的解釋往往傾向于地方政府，而不是納稅人企業。可收可不收的稅收，地方上往往就收了。在稅法的解釋上，地方政府應該考慮減少稅收，藏富于企才能藏富于民。
　　二是政府在二次分配上，減少辦公用費的支出，將這部分支出用到其他的公共服務上。比如，政府可以提高社保費的支出比例，減少個人和企業的負擔部分。
　　三是減少行政性收費項目，減輕企業負擔。相關行政性收費也是企業的負擔大頭。有調查顯示，行政性收費等雜費與花在稅收上的支出的比例是0.6比1。也就是說，雜費的支出與稅收的支出幾乎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