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達近20年的雙順差(經常項目順差和資本項目順差)，使中國國際收支不平衡已經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國際金融危機后的全球經濟格局和中國經濟的龐大體量意味著巨額雙順差格局已經不具有可持續性。“十二五”規劃中提到，“我國對外開放由出口和吸收外資為主轉向進口和出口、吸收外資和對外投資并重”。這一“主動調整”被解讀為雙順差困局的破題。　
　　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及業內專家表示，中國雙順差與經濟結構不平衡緊密相連，而結構調整是個長期過程，無法一蹴而就。不過就目前而言，理順外匯機制，讓外匯“走出去”，推動進口和中國企業海外投資，已經刻不容緩。

　　國家外匯管理局前不久公布的數據顯示，2010年全年，我國國際收支經常項目、資本和金融項目(含凈誤差與遺漏)繼續呈現順差，國際儲備資產繼續增長。這意味著，從1990年至2010年，中國已經保持長達近20年(除1992年、1993年、1998年外)的經常項目順差和資本項目順差。　
　　事實上，不論是與日本、德國這樣大的經濟體之間比較，還是與亞洲一些相對小些的出口導向型經濟體比較，中國的國際收支結構、雙順差持續近20年的基本格局都是世界上獨有的。　
　　兩會期間，多位代表委員以及專家均對《經濟參考報》表示，中國國際收支不平衡目前已經達到前所未有的嚴重程度。長達近20年的雙順差格局，使中國經濟陷入一個新的“增長的困局”，面臨空前嚴峻的挑戰。　
　　首先，在中國當前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下，雙順差帶來的主要的風險就是外匯儲備貶值和貨幣供給過度增長。全國政協委員、國家開發銀行原副行長劉克崮說，多年來，我國國際貿易一直“出多進少”，超量地對外提供了大量實物資產，而獲得的僅是以美元為主的虛擬貨幣。在這個循環中，美國等其他國家的政府和人民實際上得到了更多的實惠，我們相應地攢了一些錢，卻要面臨美元貶值的巨大風險。　
　　“最近幾年，我國的國際收支平衡狀況正逐步改善，但順差偏大仍然是引起流動性偏多的重要因素。實現穩健貨幣政策的目標，還要繼續促進國際收支基本平衡。”全國人大代表、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助理郭慶平說。
　　其次，雙順差也使得中國面臨更多國際壓力。“隨著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和規模的不斷擴大，世界經濟對中國巨額經常項目順差的承受力不斷減弱，結構性調整的必要性不斷加強，人民幣升值的國際壓力不斷加大，相應地國際經貿關系中的矛盾也日益尖銳。”聯合國貿發會議官員梁國勇說。　
　　最后，多年來我國出口和引資的快速增長對經濟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但也付出了一定的成本，出現了資源消耗、環境污染、嚴重依賴外部需求等一系列問題。長期資源錯配更是給中國經濟帶來巨大的體制成本。　
　　“至于損失，表象上看是外匯儲備投資的風險和損失，人民幣升值帶來的外匯估值效應的潛在損失以及升值對出口帶來的負面影響，但更深層次的是金融系統資源配置效率的損失，因為儲蓄轉化為投資效率的不提高就意味著金融資源的錯配或浪費。”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王晉斌表示。

　　追溯中國雙順差的過程，可以發現，上世紀90年代中國外匯儲備的積累主要來自資本項目盈余，或者更準確地說，來自FDI(外商直接投資)。但是，從2005年開始，經常項目盈余已經超過FDI成為外匯儲備增長中最主要的力量。
　　專家介紹說，中國經濟起飛階段的雙順差有其特殊的歷史背景，那個階段的雙順差規模都比較小。真正值得關注的雙順差產生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后，由于國內外市場結構特點、外國對華出口限制繼續存在等原因，中國出口增長遠快于進口，經常項目順差大幅度增加；中國金融市場、房地產市場發展壯大，豐厚的利潤和人民幣升值預期都吸引著外國資本持續加碼中國，資本項目保持順差，但順差規模波動明顯。　
　　儲蓄-投資缺口也被認為是導致國內經常項目順差的重要原因。王晉斌就認為，順差在根本上表明國內儲蓄與投資關系的不平衡，國內儲蓄大于國內投資；而資本賬戶順差則帶來了資本儲蓄，進一步加重了儲蓄與投資關系的不平衡。一方面，收入低、公共服務供給不足、社會保障不完善等因素共同導致全民儲蓄大動員，另一方面，中國經濟持續高增長的吸引力和上世紀80年代后期以來的大量吸收外資的優惠政策，使外資大量進入中國。　
　　按照發展經濟學的理論，發展中國家應該保持經常項目赤字和資本項目盈余，通過利用外國儲蓄實現比單純利用國內儲蓄更高的投資水平。雙順差表明，中國無論是通過FDI形式還是出口形式獲得的以美元為主的外匯，都沒有像其他發展中國家那樣用來購買外國的設備和技術，而是又回到了美國政府的債券市場。
　　“雙順差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國經濟結構的不平衡。中國的雙順差是同各種制度缺陷、價格扭曲、宏觀經濟不平衡相聯系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余永定指出。
　　他指出，中國特色的出口導向發展戰略(推行優惠政策引資的同時，鼓勵出口限制進口)建立了一種“創匯經濟”，導致雙順差為特征的中國國際收支結構的形成。此后，由于種種原因，中國在匯率政策、貿易政策上調整緩慢，使得中國的國際收支不平衡愈演愈烈。
　　梁國勇也認為，中國國際收支雙順差格局的持續有國際國內很多方面的原因，根本上還是中國乃至全球經濟的結構性失衡，中國長期實施的利用外資和出口導向的發展戰略，以及人民幣匯率體制所共同決定的。

　　“十二五”規劃中提到：“我國對外開放由出口和吸收外資為主轉向進口和出口、吸收外資和對外投資并重”。這一“主動調整”被解讀為雙順差困局終于破題。　
　　目前一個比較一致的思路是，減順差，不是通過壓出口、壓外資的手段實現，而是通過擴進口和“走出去”的主動調整來實現，通過在此過程中對出口和引資的側重點從“數量”向“質量”的轉變來實現。　
　　代表委員及專家表示，中國雙順差與經濟結構不平衡緊密相連，而結構調整是個長期的過程，無法一蹴而就。不過目前而言，改革外匯管理體制，讓外匯“走出去”，推動擴進口和中國企業海外投資，已經刻不容緩。
　　“用外匯擴進口，該用就用，放開了用。”劉克崮說，建議確定國際收支平衡的方向，把外匯增量控制住，存量用出去。增量一時控制不住，不要急于壓縮出口，出口應保持連續穩健增長，不追求過快增長，也不盲目擴進口，擴進口要符合企業和市場的實際需要。　
　　劉克崮還說，目前，建議有關部門研究新的方式，比如運用借款，定向發債，委托貸款等方式來改進外匯資金供應的方法和渠道。
　　全國工商聯也表示，從實踐看，海外投資合作所需資金往往數額巨大，企業對外投資需要數量較多的貸款，而我國金融機構普遍存在外匯存貸款比例嚴重失調的情況，外匯頭寸嚴重不足，企業對外投資一般只能從銀行貸到人民幣，再用人民幣去購匯，這樣企業投資面臨人民幣升值的匯率風險，投資收益的不確定性影響了企業對外投資的積極性。建議發揮金融機構的作用，運作外匯儲備支持企業“走出去”。建議利用外匯儲備，設立海外產業投資基金。
　　“從降低順差規模入手，漸進地實現國際收支基本平衡的目標，是一條可行的路徑。”梁國勇表示，提高進口是實現經常項目基本平衡的關鍵，而促進對外投資則是實現資本項目基本平衡的關鍵。
　　王晉斌表示，破解雙順差，客觀、有效的方法應該是在“不恐懼、不盲求”的原則下，依靠增加國內居民消費、提升金融系統的效率和改變為出口而出口、為就業而出口的對外發展戰略，在長期中漸進降低、消化雙順差的態勢和壓力。　
　　梁國勇認為，未來5到10年將是中國實現國際收支基本平衡的一個機遇期。要積極推動人民幣市場化和國際化，進一步完善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外匯管理體制。國際收支基本平衡應是長遠目標。國際收支平衡本身不是根本目的，其實現應當服務于中國經濟長期、可持續增長的根本目標。國際收支基本平衡的實現需要兼顧國內經濟的需要和國際經濟的制約，并與其他政策目標平衡、協調，服務于中國經濟長期穩定增長的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