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對住房問題提出的許多政策和意見安排有盲人摸象之嫌，需要一項綜合的、全面的、系統的、著眼于頂層設計的住房政策。”3月2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揚在出席“住房理論與政策——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智庫第四屆高層論壇”時作出上述表示。
　　李揚認為，以往住房調控政策只注意調房價，但是對價格下面的結構問題重視不夠。在市場結構不清楚的情況下盲目調房價效果并不好，中國房地產市場十年九調控，政府總是圍繞價格的波動調控，漲價往下打，跌了往上抬。這種調控思路需要重新審視。
　　中國的資本市場曾經也不斷調控，股指一變動就調控。經過一段時間之后，監管部門逐漸成熟，只調控市場結構，看看上市公司怎么樣，看看交易結構如何，有沒有徇私舞弊和內幕交易等，而不再把注意力放在股指上面，效果很好。對住房市場調控也不能只把目光放在價格上，而應該放在造成價格變化的基礎制度上。
　　李揚同時表示，分析住房問題首先要了解住房的性質。住房作為物質產品，本身兼具了消費品屬性和投資品屬性。因此買房就會在滿足居住需求的同時滿足投資需求，二者如何區分是個問題。既然無法區分，就應該相應制定不同的政策。
　　住房問題不是純粹政府或者市場可以解決的問題。傳統體制下，政府用計劃的辦法解決不了住房問題，現在看來，完全由市場來解決，效果也不好，因此未來大的制度安排應該是政府的作用和市場的作用有效配合，分工明確，強調某一方面都有失偏頗。
　　李揚認為，房改以來的政策目標是怎樣的，至今沒有一個清晰的描述。政策導向給人的感覺是讓多數人買得起房，對租房這種形式重視不夠。事實上，世界上任何一國都不可能通過買房的形式滿足本國所有居民的住房需求，基本上都是買和租并重。
　　李揚認為，中國住房市場的發展嚴格意義來說是土地逐步資本化的過程。以前中國許多生產要素都是非資本化的，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化，現在卷入資本化的浪潮很正常。土地從無價到有價，從低價到高價，關鍵問題是資本化過程中的收益分配。也就是說，土地從無價到有價，誰應該享有收益？中國土地資本化的過程中，地方政府享有了主要的成果，去年光是賣地收入就達到兩萬多億。與此相對應，大量失去土地的農民變成無地、無業、無收入的“三無人員”，于是就有了社會問題。現在中央要求地方政府用賣地收入建設公租房，是土地資本化過程中的收益用于解決一般居民的制度安排，這個路子抓住了土地資本化收益的分配問題。
　　對于許多人關心的小產權房，李揚認為，小產權房背后的核心問題是土地問題。城市房價翻番，農民作為公民為什么不能享受這個過程帶來的成果？為什么不能享受中國城市化、工業化的收益呢？城市居民如果感覺房價貴，為什么不能找便宜點的房子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