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東城區法院新近對受理的涉及演藝明星人格權侵權糾紛進行調研時發現，該類案件呈現五個新特點。
    一是原告社會知名度通常不高，意圖通過訴訟擴大自身影響力。與著名演藝界明星原告不同，此類案件原告多為知名度不高的演藝人員，或屬被媒體炒作的“道德觀與公眾不符”的爭議性人物，通過狀告媒體、女性產品和服務提供商，吸引媒體關注并報道，客觀上起到擴大自身影響力、增加知名度的效果。
    二是呈現訴訟策略趨同化傾向。多起案件的原告代理人為某一固定的職業律師群體，訴訟策略上，賠償金額多為10萬元左右的精神損害賠償或等同于同類產品、服務的代言費用，要求在大型、知名媒體以一定版面公開賠禮道歉；取證手段選取律師見證的形式固定侵權行為，采用國內知名網站、報刊圖片證明原告主體適格，不采用常見的公證方式。
    三是原告壓低訴訟成本，客觀上增加了法院查證工作量。原告一般只提供被告網站頁面打印件，雜志的復印件，省略公證環節帶來的額外成本；地域管轄上，原告選擇自己實際居住的侵權行為地法院進行訴訟，壓低往返外地的交通成本。為查明事實，法院需要進行反復比對、核實，甚至多次前往外地調查，辦案周期長，查證工作量大。
    四是爭議焦點集中于“合理使用”和“侵權牟利”的界限。實踐中被告多采取模糊手段減弱使用圖片與原告的相似性，認為原告系公眾人物，適度使用其形象屬“合理使用”；而原告則主張，將其形象與被告產品、服務相關聯極易造成公眾誤解，使自己“被代言”，存在“侵權牟利”事實。
    五是當事人雙方調解意愿較強。由于原告社會影響力不高，而被告多為瀏覽量、發行量不大的網站、報刊等地方性媒體，糾紛發生后被告已及時撤銷、銷毀涉及侵權的網頁、宣傳材料，雙方訴訟中爭議不大。即使在所獲賠償低于訴訟請求的情況下，原告多考慮到前期訴訟成本不高，且進入正式審判程序相對耗時，故選擇接受調解協議，向法院撤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