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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3-02 作者：[美]謝德華 來源：經濟參考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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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像美國這樣的富裕國家來說，全球化通常用來指貿易和競爭的幾乎呈爆炸式的增長，實際上是市場在以超出它們理解和管理能力的速度急劇擴張。在目前的這場金融危機中，人們到處在談論國際資本流動、花樣翻新的投資工具以及防不勝防的金融風險，表明這場危機本身就是全球化的一部分。對于許多人來說，全球化如今從廣義上指的是某種意義上的“解放”，即用無拘無束的創新、世界性交換和互動模式取代舊規則和舊限制。這些變化之所以能夠發生，可以說是由新技術（比如互聯網、電子郵件、手機、成本很低的遠距離電話通信等）、新市場（比如中國、印度、巴西、俄羅斯、東歐等）和新思想（放松管制）促成的。所以，全球化指的實際上就是西方國家過去經常做的那些事，比如貿易、競爭、投資、購買和銷售，但它們如今就像類固醇一樣快速增長，蔓延到了世界上最偏遠的角落，國家管制對它們經常是鞭長莫及。
對于許多人來說，要想傳神地描繪全球化的模樣，那就是托馬斯?弗里德曼所謂“平的世界”。根據這種觀點，科學技術和放松管制宛若世界性的巨型均衡器，為此前的一無所有者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令人眼花繚亂的是，工作、公司乃至整個工業都打破了長期的禁錮，到以前從未光顧過的地方開疆拓土。所以，對于發達工業國家來說，全球化就是向世界上的新興經濟體大規模地外包其核心生產活動。
上述有關“全球化”的觀點雖然一再強調“新”，但有一點還是相當傳統的，那就是仍然立足于國家和公司。根據這種觀點，全球化的世界是這樣的：各國在全球市場上激烈競爭，它們都有獨立的民族工業體系，經濟實力始終處于興衰沉浮中。在這樣一個世界上，人們會不假思索地想到美國和日本汽車工業的相互競爭，軟件產業則由美國向印度轉移。而且，在這樣的世界上，國與國之間的貿易成了引人注目的話題，貿易失衡則是其中的焦點。
以上所述就是全球化的大致模樣，它無疑抓住了當今世界的一部分客觀現實。貿易確實在從一個國家向另一個國家流動，書籍報刊上到處充斥著貿易盈余和赤字。人們也頻繁地在不同地區之間變換工作，有時甚至到異國他鄉求職和就業。
然而，上述觀點沒有抓住全球化中真正的“新”東西。從許多方面看，貿易、國際競爭以及世界的扁平化等現象久已存在，從來不曾出現過、真正算得上我們當今這個時代新鮮事物的，是在世界范圍內的眾多不同行業之間組織生產的能力。事實上，全球化并不是說世界各地攜起手來開展貿易，同時又膠著般地進行競爭，恰恰相反，它指的是全世界—包括那些曾被認為遙不可及的地方—都被納入到一個錯綜復雜的等級制生產體系中，而這種等級制生產體系此前只存在于公司內部。
世界范圍內的競爭、貿易和資金流動早已上了一個臺階，近年來科學技術的發展和政府放松管制又為它們提供了更加顯著的便利。然而，它們在另一個方面產生了更為深遠的影響，那就是使原全球化并不是說世界各地攜起手來開展貿易，同時又膠著般地進行競爭，恰恰相反，它指的是全世界——包括那些曾被認為遙不可及的地方——都被納入到一個錯綜復雜的等級制生產體系中，而這種等級制生產體系此前只存在于公司內部。
本只能在一個公司內部進行的生產流程得以分解開來，并在不同的公司和地域之間分散進行。過去，由于技術條件的限制，生產活動只能在一家工廠內部開展、服從統一指揮，這些步驟緊密地協調起來才能設計、加工和生產出一件產品，但如今可以分散到眾多相互依存的商業組織之間統籌進行了。在生產活動日趨分散的同時，等級制和控制非但沒有消失，反而呈現進一步加強之勢。世界非但沒有“變平”，反而比以往更為等級分明。整個工業并沒有變得像自成體系的巨型筒倉那樣，向生產成本最低廉的地方自行流動，而是變得越來越支離破碎，而這種碎片化以過去的技術條件和組織水平是不可能實現的。伴隨著專業分工的細化和生產要素配置方式的創新，勞動分工形式日新月異。
生產過程中不斷細分出新的工序，其中一些工序仍然緊密依托傳統的企業和地域，另一些工序則延伸到新的組織中去，有時甚至在遙遠的新地方扎下了根。
然而，新型勞動分工與任何勞動分工一樣，它的全部生產環節最終必須整合起來，只有這樣才能生產出成品。不論生產工序多么簡單或多么復雜，都必須以正確的方式并在正確的時間和地點，將零部件組裝為成品，中間不能出現任何差錯。要想讓上述生產過程順利完成，必須廣泛地進行協調、控制和監督。全球化使生產過程變得越來越碎片化，用傳統的所有制術語來說，就是生產過程的“去垂直化”。但是，要讓這種涉及多個企業的新型生產過程正常運轉，就必須有一個垂直的權威體系進行協調和控制。如今，這種權威關系不能再局限于某個公司的范圍內，而是必須在整個生產網絡中暢通無阻。
所以，在一個全球化的世界上，生產活動日趨分散，但權力卻不是這樣。也就是說，由于一些生產活動分離出來，重新配置到了新的地方，這個世界看上去似乎是“平”的，但事實上一點也不“平”，因為分散的生產活動要想成功地生產出成品，仍然必須由一個等級體系發號施令。因此，在全球化大生產的網絡世界中，不可避免地會出現領頭企業和從屬企業，以及規則的制定者和接受者，從航空航天業到汽車制造業，從電信業再到飲料行業都是如此。在任何一個工業部門中，都有少數領頭企業發號施令，其余企業則只能唯命是從。就拿如今我們每天都要用的“中國制造”小物品來說吧，比如蘋果iPhone手機、戴爾筆記本電腦和惠普打印機等，它們的設計和組裝由中國大陸的臺商企業進行，高科技元件卻是在日本和韓國生產的，半導體又是由硅谷的無晶圓廠設計公司設計的，軟件則是在西雅圖編寫、班加羅爾調試的。所有環節都必須保持高度協調一致，否則，這些東西要么根本到不了我們手里，要么就是在我們按鍵時無法正常運轉。
中國在90年代初融入的就是這樣一個全球體系。中國在邁出這一步的時候，并不具有老謀深算的長遠眼光，也沒有一個明確的建設工業并擊敗全球競爭者的雄心壯志。真實情況可能恰恰相反。
當時中國參與全球體系是瀕臨困境，迫切需要盡快刺激經濟增長和創造就業機會。由于一大堆問題急待解決，中國來不及同國際社會成員國優雅地握手。如果按照經濟學教科書上的說法去做，應當是由具有遠見卓識的政府官員首先建立起所有完善的制度，包括私有產權制、商業法律規范、最低限度的關稅壁壘、貨幣兌換機制，然后才是全球市場魔法般地促進本國的經濟發展。但中國的做法太特別、太復雜了，當中國在邁出這一步的時候，并不具有老謀深算的長遠眼光，也沒有一個明確的建設工業并擊敗全球競爭者的雄心壯志。時的人們根本無法予以解釋。
中國在將自己的制度理順之前，事實上是在體制改革停滯不前的情況下，干脆勇往直前地向全球生產敞開了大門。更確切地說，中國向那些組織全球生產鏈的海外公司敞開了大門，允許它們將自己認為合適的生產活動帶到中國來。中國不是致力于閉門造車去創造獨特的生產體系，而是自愿成為現有全球體系的一分子。當時全球體系雖然處于快速變化中，但畢竟是受他人管制的。這種做法本身無可厚非，它并非一定要出賣權益或屈膝投降，也不意味著任何一個國家的勝利或其他任何國家的投降。事實上，從中國創造的長期較高的增長率來看，特別是與同時期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速度相比較而言，中國的做法完全可以說是一種最佳戰略。然而，就算這一戰略能夠獲得成功，也沒有哪個發展中國家最終成為發號施令者，甚至連中國這樣的大國也無法做到這一點，相反，它們仍然必須順應各種生產鏈條中商業領頭企業的號令。
如果按照教科書里的方法做，中國應當首先把屋子打掃干凈，然后再參與到全球經濟中去。但事實上，中國是先加入到全球經濟中來，然后才步履蹣跚地回去打掃屋子。中國最終會建立起某種形式的秩序，但這種秩序既是中國自己努力的結果，也是全球商界促使它作出的選擇。
所以，從最寬泛的意義上說，中國的增長不是這個國家在改寫經濟發展規則，不是它在按照自己的想法改造世界，也不是它自己在故步自封地發展。相反，這是中國在融入這個世界體系，一個由世界上的發達工業經濟體（最主要是美國）創造和主宰的體系。通過按照西方發達工業世界的游戲規則進行全球一體化，中國的改革設計師們有意或無意地引發了一場現代史上最波瀾壯闊的政治和社會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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