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國集團(G20)財長和央行行長19日在巴黎結束為期兩天會議。會議最重要的成果是就衡量經濟過度失衡的一攬子指標達成一致，并同意通過加強多邊合作來縮減經濟過度失衡，最終實現全球經濟強勁、可持續、平衡增長。
　　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的專家普遍認為，此次達成僅是一個初步妥協方案，并沒有強制性意義，其實際意義還要取決于下一步的執行和細化。但是，這一失衡指標協議的達成反映出后危機時代發達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的利益分化和政策取向差異問題，也為中國的經濟轉型進一步施加了外部壓力。

2月19日，二十國集團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期間，部分與會的各國財長及央行行長合影。新華記者 高靜 攝

　　成果　達成讓步性失衡指標協議

　　本次會議結束后發表的聯合聲明稱，與會各方同意選取財政赤字和政府債務、私人儲蓄率和私人債務、貿易賬戶和凈投資收益與轉移賬戶作為衡量經濟過度失衡指標，同時充分考慮匯率以及財政和貨幣政策。這四個指標涵蓋公共財政(赤字和債務)、私營部門金融健康(私人債務和儲蓄)以及經常項目賬戶及其組成部分。
　　會議聯合公報將引入的界定指標分為兩個方面，第一，確定將公共債務、財政赤字、私人儲蓄率和私人債務引入界定指標；第二，界定由貿易賬戶和凈投資收益與轉移賬戶引發的外部不平衡時，適當考慮匯率因素以及財政、貨幣和其他政策。
　　法國經濟、財政和工業部長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在會后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指出，衡量指標取得共識的過程不易，各方存在一定利益沖突，但最終達成妥協。這些指標不具有約束力，實施起來也不易。法國希望運用這些指標，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協助下，今年底對G20成員國存在的經濟失衡進行首次評估。
　　據悉，G20財長和央行行長在今年4月舉行的會議上將討論關于這些指標評估的方針。
　　法新社的分析稱，公報的第二個方面表明，各方就引入經常項目、外匯儲備和真實匯率三項指標仍持保留態度。
　　不少分析認為，這一協議是一套參考體系，是各方博弈和妥協的產物，在未來全球失衡調整中有一定的指導作用，但并沒有強制性意義，其實際意義還要取決于下一步的執行和細化。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王晉斌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表示，這套指標在全球范圍內考慮到了不同經濟增長及不同的增長和發展路徑所面臨的不同風險，并試圖監控并降低不同發展路徑導致的外部不平衡以及這種不平衡給全球經濟增長所帶來的實際和潛在風險。
　　對外經貿大學中國國際貨幣研究中心主任孫華妤則認為，此次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僅同意選取一攬子指標來衡量失衡，但還未就這些指標設定具體指導線，只有指標名稱，沒有指標定值或定值方法。比如，在去年韓國G20財長、央行行長會議上美國提出外部失衡的指導線是經常賬戶差額不超過GDP的4%，但未被接受。這次巴黎G20財長、央行行長會議將經常賬戶分解為貿易賬戶和凈投資收益與轉移賬戶，比合計的經常賬戶在指標設計上更細化了，但還未給出具體的上限數值。
　　此外，孫華妤還認為，巴黎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聲明明確表示這些指標不是“目標”，可以說未來確定的指導線指標對各國的約束力現在就已經被“預解除”了。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陳鳳英表示，方案雖然具有現實可行性，但執行起來難度也很大。這次達成的只是一個具有指導性的基本共識，接下來還需要各國按照自身的國情，制定自己的指標和方案，具體還要再看4月份會議上的進一步討論和評估。

　　對壘　兩大陣營利益分化

　　各國財長和央行行長還在會議中就改進國際貨幣體系的議題展開激烈討論。之前，法國總統尼古拉·薩科齊希望設立“行為準則”來監管國際資本流動。這一主張得到美英央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支持。但是，印度和巴西則反對為控制資本流動設置全球機制。
　　根據會后公報，最終各方達成一項工作方案，內容包括：采取一致性措施應對潛在發生的資本不穩定流動；管理全球資本流動性，以加強各國阻止和應對危機沖擊的能力；就匯率議題展開討論并加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監管。
　　此外，如何應對包括食品、原材料價格的過度波動也是這次會議的主題之一。歐洲央行行長特里謝當天說，能源和商品價格上升，增加通脹壓力，必須認真對待。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也指出，飆升的糧價正在接近“警戒線”，需要引起重視。但是美國財長蓋特納則表示，美國通脹風險并不大。
　　據悉，法國之前表示希望通過改善庫存信息透明度和限制金融市場投機來控制農產品和大宗商品價格波動。但是美國、巴西和加拿大均對這一提議表示反對。　　
　　會后的公報稱，各國財長和央行行長有望在下次會面時就一些由國際組織撰寫、與食品價格和安全相關的報告展開討論。
　　有分析認為，本次巴黎會議上各項議題的分歧重重，體現出發達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兩大陣營的利益分化。
　　陳鳳英分析說，發達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兩大陣營首先面臨內部失衡的問題，其本質是內部宏觀經濟政策的失衡。目前發達國家面臨赤字債務問題的困擾，迫切需要引進國外資本，擴大本國的出口，而發展中國家則面臨通脹壓力、高儲蓄、高外匯儲備等問題，需要完善社會保障、刺激本國消費。從外部來看，發達國家采取量化寬松政策，資本流入新興經濟體帶來的流動性過剩的風險，以及發展中國家有效匯率問題，是兩大陣營的分歧所在，也是難點所在。
　　孫華妤表示，此次選擇和確定的這些指標已經是與會各方妥協和讓步的結果，在未來設及明確指導線時一定會更加困難重重。由于關系到貿易順差國和逆差國，高儲蓄國家和過度消費國家，高債務和高國外資產國家以及目前財政、貨幣政策差異明顯的主要經濟體，不同國家有自己的“核心利益”、困難和政策效率，對上述指標定值或定值方法將有不同的考慮。

　　展望　失衡指標施壓中國經濟轉型

　　本次巴黎會議上，中方觀點受到廣泛關注。
　　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指出，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所涉及的內容廣泛，需要兼顧長期目標和短期成果，積極探討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和發展的方向。他認為應增強特別提款權的作用，發揮其計價貨幣與儲備資產的潛力。
　　中國財長謝旭人強調，各國應加強國際經濟政策協調，保持主要儲備貨幣匯率穩定，減少國際資本套利流動，防范全球性通脹風險。中國政府今年將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堅持把經濟結構調整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主攻方向，促進經濟增長向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
　　有觀點指出，此次會議確定的這套指標與中國有關的主要是貿易順差和高儲蓄這兩個指標，因此并非專門針對中國，而是綜合了新興國家、石油輸出國等主要國家和主要“國家群”的特征而設立的。但中國作為新興國家的典型代表，無疑是站在某些指標矛頭所指的最前列的。
　　王晉斌認為，這對中國來說，意味著要降低儲蓄、增加消費，這樣才能在長期中降低外貿順差。中國在應對這樣的系統性指標時，重要的是把握好調節力度，避免對中國經濟產生過大的結構性沖擊。
　　世界銀行學者、歐美同學會留美分會理事程永如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表示，本次會議達成的失衡指標對中國來說，既是一種警示，也是一種督促。壓力之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已經刻不容緩。同時，中國要牢記國情意識和發展階段，繼續堅持談判底線，掌握好節奏，統籌擬定政策組合，有取有舍，有爭有讓，不能簡單為他國內部結構失衡、市場過度投機埋單。
　　在陳鳳英看來，中國經濟發展到現在這個階段，已經產生了巨大的經濟轉型的內部需要，現在國際上有了強制性的外部要求，也未嘗不是好事，這會使各級政府必須轉型的決心從“彈性”變成“剛性”。
　　對這一“外部壓力”現象，孫華妤認為應從三個方面理解：那些特別不利于我國的指標，比如外匯儲備、真實匯率等，在我方的堅持下沒有列入此次協議；降低私人儲蓄、減少對外需的依賴等指標對我國目前推進的經濟結構調整有參考價值；這些指標也可以作為外部風險指標參考，比如中方可以要求不達標的國家進行“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