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是“十二五”的開局之年，中國將進入發展新階段。在宏觀態勢上，如何認識新時期國際國內新變化和發展的新要求？在方針路線上，如何體現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戰略構想？在發展對策上，面對中國經濟發展中已經出現或未來可能出現的眾多問題和困難該如何化解？這些問題都需要深入探討和回答。
在近日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學術指導，中國經濟時報社主辦的“第二屆中國經濟前瞻論壇”上，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盧中原、韓俊、對外經濟研究部部長隆國強與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王一鳴就未來中國經濟轉型中的結構調整、城市化、產業升級、空間布局等問題發表了自己的看法。
盧中原：加快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型十分緊迫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盧中原認為，在金融危機沖擊下，中國經濟發展方式粗放的一些深層次矛盾和結構性缺陷暴露出來，十七屆五中全會鮮明地提出了以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為主線。“十二五”規劃建議中提出的“五個堅持”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五條脈絡。
中國經濟發展方式存在四個結構性缺陷
在分析中國經濟轉型的原因時，盧中原認為，中國經濟發展的結構性缺陷體現在四個方面：
第一，生產要素投入結構失衡。在2008年之前，中國經濟面臨的是經濟過熱，資產泡沫膨脹，它的背后就是長期積累的粗放的增長和結構性矛盾，當時國家采取的政策是防止經濟過熱。
在危機沖擊下，外需驟降，內需回調，這兩者的疊加作用使中國經濟增長一下跌到6%，同時暴露出產能過剩等問題。國家政策隨著形勢逐漸變化，由“兩防”到“一保一防”，再到“一保”。
為了應對危機，就要擴內需、調結構，但調結構容易被忽視，擴內需是大家關注的熱點，原來環評不能上馬的項目又重新申請審批，而確實有一大批高能耗、高排放的項目上去了。
第二，內需結構失衡。投資消費兩大內需中，投資占的比重太大，消費占的比重逐步下降。經濟增長、投資增長大大快于消費增長速度。2008年、2009年我們要進一步擴大內需、保增長，主要是靠投資拉動，消費增長緩慢，2009年高達9.1%的增長速度當中，投資貢獻了8個點，消費貢獻4.6個點，凈出口的貢獻-3.7%。“十二五”期間，結構調整，投資消費關系的調整困難更大。
第三，收入分配結構失衡。這也是中國的消費增長慢于投資的深層次根源。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再分配當中所占的比重低于政府和企業的比重，工資收入增長低于企業利潤增長，這是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結構都出現了比較大的失衡。要解決這個問題，“十二五”期間應當有一些措施，比如工資增長要與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居民收入增長要與經濟增長同步，這兩個同步就是一種政策導向。
第四，出口增長太粗放。附加值低，結構不合理，國際分工地位低下，能耗高,排放大，這是我國出口增長粗放的集中表現，導致國際危機沖擊一來，大量的低端勞動密集型出口企業受到了嚴重的沖擊。
由于出口的增長方式過于粗放，導致在國際上產生一種誤解，認為中國過于依賴出口。據測算，我國1元加工貿易增加值拉動國內GDP僅為0.3元，而拉動國外GDP高達0.7元，加工貿易的大部分增加值是在國外實現的，但是按照通常的算法，全部加工貿易的出口貢獻都算到我國，這樣一種出口結構導致對中國出口貢獻的嚴重高估。
“五個堅持”抓住經濟轉型主線
盧中原認為，“十二五”期間，世界經濟復蘇比較困難，發達經濟體增長緩慢，嚴重拖累整體世界經濟，許多不確定、不穩定因素依然存在，外需總體環境不樂觀。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不可能再出現2005年到2007年這幾年較高的外需貢獻。這就逼著我們要重新審視我們的外需環境，加緊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關于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十二五”規劃建議提出了“五個堅持”。堅持把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堅持把科技進步和創新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支撐；堅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堅持把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著力點；堅持把改革開放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強大動力。
盧中原認為，這五點堅持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五條脈絡，抓住了中國下一步推動經濟轉型的主線。
其一，調整經濟結構首先要調整產業結構，產業結構合理需要符合五條標準。一是，符合專業化和市場化規律；二是，符合本地區或者本國的資源要素稟賦優勢以及比較優勢；三是，要適應本地區、本國的經濟發展階段及其變化；四是，應當具有國際競爭力；五是，應當具有資源節約和環境友好的功效。
其二，我們要抓住世界經濟危機之后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孕育出來的以綠色、智能、可持續為特征，以新能源、信息技術為主導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發展帶來的機遇。
其三，建議提出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是一個非常有高度和深度的新概括。以往談增長方式轉變，通常都不落到改善和保障民生上來。特別是講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時候與改善民生的聯系比較少。
“發展方式轉型到位不到位，成效大還是小，根本上要看我們的成果分配是否更公平、公正，廣大人民群眾生活水平是否提高了，是否得到更多實惠，這才突出了科學發展觀的核心“以人為本”，發展成果由全體人民共享。”盧中原說。
“兩個銜接”保證政策靈活性
在盧中原看來，制定未來五年宏觀經濟政策的重要依據是黨中央在“十二五”規劃建議中所強調的，即“十二五”期間制定主要目標、主要任務、重大舉措要考慮“兩個銜接”。
第一個銜接，就是要與繼續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的重大戰略部署相銜接。也就是說今后如果國際經濟形勢發生變化，例如美國推行第三輪量化寬松政策時，中國經濟會遇到新的風險和挑戰，我們應當有充分的準備。
第二個銜接，要與到2020年建成全面小康社會的戰略目標相銜接。這表示“十二五”不僅要考慮繼續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同時也要考慮怎樣為“十三五”時期的發展打好基礎，為到2020年實現全面小康社會的主要戰略目標打下更加堅實的基礎。
“十二五”期間的宏觀經濟政策是根據形勢的變化進行適時調整的，因此“十二五”建議當中提出來要堅持宏觀經濟政策的連續性、穩定性，這是為了繼續應對危機沖擊。同時，短期政策要和中長期政策結合起來，要提高宏觀調控的科學性和預見性，就是要根據形勢的變化，相機抉擇，及時調整宏觀調控的取向、節奏、力度、時機。
韓俊：城鄉一體化不能只盯著農民土地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韓俊在論壇上表示，農村改革以來最重要的一個成果就是不斷強化農民的土地權利，如果戶籍改革要農民以放棄土地權利為代價來換取城市戶口，可能會對農民的長遠利益造成更大的損害。任何一項政策的出臺，如果違背農民的意愿，注定要失敗。古今中外，農民的問題都離不開土地，農民與土地是唇齒相依的，只有土地定權，農民才能夠定性，社會才能夠安定。
農民工市民化是大勢所趨
韓俊表示，近幾年來，我國農民工群體已經發生了重大的變化，老一代農民工逐漸退出舞臺，新生代農民工正在成為主力。最近，通過對全國6000多位農民工的調查發現，每年都有20%四五十歲以上的老一代農民工要回到農村去，而新的農村勞動力不斷走出來到城市去。80后的新生代農民工占到農民工總數的70%，其中70%以上人沒有任何從事農業勞動的經歷。這些人成長在城市，他們不想回農村，但是在城市又難安家。
韓俊認為，農民工向市民角色的轉換是大勢所趨，不可逆轉。而且，“十二五”期間，農民工市民化的進程會加快，原因有四點。
第一，它是解決“三農”問題的需要。如果不徹底轉移農村人口，增加市民，就不能夠為現代農業的發展和農村的發展創造一個基本的條件。
第二，如果不推進農民工市民化，城鎮化不可能健康發展。現在中國統計的城鎮常住人口當中每四個人里面就有一個是外來流動人口，主要是農民工群體。這些人在城市沒有歸屬感。但是在統計城鎮人口的時候，卻把他們統計為城鎮的常住人口，這說明現在的城鎮化還不徹底。
第三，適應產業轉型升級的需要。今后，農村作為剩余勞動力無限供給的蓄水池時代即將結束。城市的產業升級沒有穩定的勞動大軍是缺乏堅實支撐的。
第四，促進社會和諧發展的需要。四個人里面就有一個外來人口，如此龐大的群體如果不能夠真正融入城市，甚至仍然受到歧視，享受不到同等的權利，社會一定會積累很多矛盾。
韓俊表示，農民工向市民角色的轉變，不論從理論上分析，還是現實基礎都已經具備。現在外出的農民工在1.5億人左右，舉家外出的占25%左右。調研發現，這些外出農民工把孩子帶在身邊占到一半，他們渴望融入城市，成為新市民。
城鎮化要真正體現以人為本，必須把解決農民工這個龐大群體的民生問題放在突出重要的位置。
“城市的管理者們應該抱有這樣一種理念，城市不僅是有戶籍人口的城市，也是全部常住人口的城市。對農民工應該有開放和包容的胸襟，對農民工由排斥到接納，由管制轉向服務，要逐漸改變他們這種邊緣人的社會地位。”韓俊說。
地權穩定社會才能夠安定
韓俊指出，給農民工城市戶口，不能與放棄農村的土地權利掛鉤，因為土地不是國家無償給農民的一種福利，是農民祖祖輩輩積累下來的一份財產，是農民的不可剝奪的物權。如果身份權，平等享受公共服務的權利的獲得是以放棄財產權為代價，這才是更大的不公平。
韓俊認為，任何一項政策的出臺，如果違背農民的意愿，注定要失敗，各個地方在搞戶籍制度改革的時候，如果眼睛只盯在農民的承包地和宅基地上，肯定走不通，農民不會答應。
“農村改革最重要的一個成果就是不斷強化農民的土地權利，如果戶籍改革要農民以放棄土地權
利為代價換取一個戶口，可能會對農民的長遠利益造成更大的損害。”韓俊說。
現在各地建設用地指標減少，城市拆遷的成本增加，城市化缺地現象也比較普遍，據此有人提出可以用“拆圈上樓”的方法來解決城市缺地和缺錢的問題。
對此韓俊認為，在城市規劃區以內這樣做或許有其合理性。但是，如果把農民統統趕到樓上去，而最終目的只是為了獲得農民土地的話肯定要出大問題。城市建設缺錢，不能靠開發農村的集體建設用地來籌措，這是涉及農民利益的根本性問題。
最后，韓俊表示，城鄉統籌“三農”問題的核心還是土地問題，焦點、難點、重點、分歧點也在土地問題上。土地問題背后就是個利益問題，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是因為保護了農民的土地權益，影響了城市化發展進程。古今中外，農民的問題都離不開土地，可以說農民與土地是唇齒相依，只有土地定權，農民才能夠定性，只有讓每個農民拿到有效力的土地證書，農民心里才踏實，只有地證穩定，社會才能夠安定。
王一鳴：區域經濟發展轉向質量和效益優先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王一鳴認為，“十二五”期間區域經濟發展的關鍵是各地要認識到在我們潛在增長水平已經在下降的情況下，如何更加理性地處理好速度、質量、效益的關系，把重點轉向以質量和效益為主。
“十一五”中西部發展速度快于東部
王一鳴首先介紹了區域協調發展的五個基本內涵。區域間發展的差距要控制在合理的范圍內；享有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務；各區域的比較優勢能夠得到充分發揮；綜合競爭力能夠得到有效提升；區域經濟社會與資源環境能夠相協調。
關于“十一五”區域發展的基本態勢。王一鳴認為，差異性非常大，主要包括四個方面：
第一，基本態勢。“十一五”期間各地區經濟差距擴大的趨勢逐漸趨緩，從2008年開始，東部的經濟份額在縮減，其他地區相對有所提高。中西部、東北地區的經濟增速都超過了東部，2010年前三季度依然呈現這樣一個格局。
第二，經濟活動的空間集聚度提高。要素的流動向回報率高的地區流動，如果不是受政府的干預，相對來說空間的集聚度是提高的，這種集聚首先表現為向大都市圈的集聚。據統計，如果全國十個主要的城市群占全國GDP的份額是提高的，城市群里面最主要的還是沿海三個城市群。
第三，區際的分工還在不斷強化，總的表現為沿海和中西部的產業差異性在擴大。內地越來越趨向于能源和資源的產業，也包括一些農產品加工業。
第四，“十一五”期間，中央政府強化了對特殊困難地區、少數民族地區、資源型城市和生態功能區等的傾斜力度。
第五，與周邊的次區域合作正在全方位展開，包括與俄羅斯、中亞的油氣合作，與東南亞的泛亞鐵路的建設，這種次區域合作正在進入新的階段。隨著中國經濟規模的擴大，還會進一步強化。
“十二五”區域經濟發展大有可為
王一鳴認為，“十二五“期間區域協調發展面臨四個方面的主要問題：
第一，基本公共服務差距巨大。中央的建議，“十二五”規劃都把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提升到很重要的位置。
第二，區域的無序開發問題仍然存在。對資源、環境的影響依然很大，有些地區不具備開發條件的，卻依然在發展加工業、重化工業、高耗水工業。
第三，一些落后地區依然面臨諸多的困難沒有得到根本的解決。包括一些老少邊窮地區，一些資源枯竭型地區。
第四，區域發展體制機制還沒有完全理順，包括財稅機制改革，適當擴大省級的稅政權，增強縣級政府的財力保障，提供公共服務的財力保障等還有許多方面需要完善。
王一鳴表示，“十二五”期間，雖然區域發展存在許多問題亟待解決，不過同時也孕育著很多新的機遇。
首先，內需市場在加速擴展，對中國的區域格局發展有重要影響。原來我國主要依靠拓展國際市場，沿海地區在這方面一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內需市場加速擴展的情況下，區域格局會發生相應的變化。
其次，城鎮化加快對中國發展也會形成新的推動力。我國城鎮化率還達不到全球的平均水平，更何況還有相當部分沒有完全城市化的人口也包括在里面，比如在城市居住半年就可以計入城市人口，但是這些人并沒有完全城市化，這個份額在46.6%里大概要占12%。根據國際規律來看，我們沒有達到基本的趨勢線。這對區域發展格局會有很大影響。
其三，高速鐵路港的快速建設，也對區域發展形成很大影響。我國高鐵運營里程已經超過7000公里，未來五年要基本形成快速鐵路網，這對中國的區域發展格局會形成很大的影響。
四是，內陸地區開發開放速度在加快。從最近這幾年看，內陸地區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速率明顯比沿海快，包括外商直接投資增速也在加快。
五是，比較優勢的區域轉移。中國這種差異性帶來的特有的東西，最近有很多很好的案例，比如惠普把它的結算中心從新加坡遷移到了重慶，重慶成了惠普最大的全球生產基地了。因為有航空物流，不是海運，內陸有很多空港城市去歐洲，可能比沿海去歐洲還要近，只要投資環境具備，配套條件具備，人力資本能夠跟上，同樣可以發展起來。這種比較優勢的區域轉移，把中國的增長周期拉長。
王一鳴認為，“十二五”期間，區域協調發展還面臨一些其它挑戰，主要是體制機制的障礙。
隆國強：新階段對外戰略要向兩個服務轉變
“現在我們處在一個新的歷史起點，未來的中國開放戰略要從原來的出口創匯向兩個服務轉變，第一個就是利用外部的市場、外部的資源來服務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第二個就是要服務于中國的和平發展。”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外經濟研究部部長隆國強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做出如上表述。
前三十年開放戰略核心是出口創匯
隆國強表示，開放戰略是服務于一個國家整體發展的戰略。對于發展中國家，要想實現工業化，推進工業化快速進展，首先要消除兩個缺口，資金缺口和外匯缺口，即所謂的“雙缺口”。
“所以，前三十年，我國的開放戰略承擔的一個最重要任務，就是解決外匯缺口問題。”隆國強接著說，回顧歷史，過去不管是利用外資，還是擴大出口，開放領域的核心目標就是出口創匯。在加入世貿之前，利用外資也具有很強的選擇性，我們非常歡迎出口導向的外資，嚴格限制內銷的外資，整個開放領域，所有的舉措實際上都是圍繞著出口創匯這個目標來展開的。
“過去的開放戰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改革開放至今，中國外貿總額排名已從1978年的世界第32位上升為第二大進口國，第一大出口國，擁有了世界上最多的外匯儲備。中國從一個嚴重依賴出口初級產品，制造業嚴重缺乏競爭力的經濟體，變成了所謂的“世界工廠”，一部分制造業有了強大的國際競爭力，成功地消除了制約中國工業化的外匯缺口。”隆國強說。
中國的開放潛力尚未完全爆發
隆國強認為，現在我們處在一個新的歷史起點，新的發展戰略是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引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未來中國的開放戰略要從原來的出口創匯轉向兩個服務轉變，第一個就是利用外部的市場、外部的資源來服務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第二個就是服務于中國的和平發展。
要實現這兩個目標，首先就是要善于和勇于抓住外部的戰略機遇。在新的形勢下中國還面臨什么樣的機遇？
對此，隆國強表示，每一次重大的全球性或者區域性的危機，都是一個重新洗牌的機會，環顧全球，在這場金融危機中受益的，能抓住機會的國家是中國。調研發現，無論是“引進來”，包括通過引進高端的人才和高端的產業活動來促進我國的產業結構升級，增強自主創新能力，還是“走出去”，包括到海外獲取戰略資源、研發能力、先進技術，以及國外的品牌渠道，都出現了很多前所未有的機遇。
那么中國應該如何抓住這難得的戰略機遇呢？隆國強給出了自己的答案，在現在開放的基礎上進一步擴大開放。
他表示，在2009年底和2010年初的時候，國研中心的學者們選擇了占全球經濟貿易投資總量超過95%的128個可以獲取數據的經濟體進行比較，結果發現中國在“最不開放排名”中位列第五。這個數據表明，我們其實還不開放，我們開放的潛力還非常之大。
隆國強說，“對于下一輪開放的戰略重點，我認為應在跨境方面有所轉變。過去我們是“引進來”為主，而且“引進來”的外資主要集中在制造業。未來我們需要把“引進來”和“走出去”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
隆國強表示，我們通過“走出去”到國外投資來獲取經濟發展所需的資源、技術、品牌、渠道等。實際上，在過去五年里，中國對外投資發展迅速，五年前每年只有幾十億美元的投資，現在一年有500多億美元的投資，即便是在全球金融危機的背景下，全球的跨境投資大幅下降的情況下，中國的非金融類投資還是保持了穩定的正增長，未來可能還有進一步上升的空間。對外投資不僅在經濟層面有重要意義，實際上還在國際政治、國際關系方面也具有戰略意義。
過去中國的對外開放主要是吸引更多的制造業企業進來，未來需要制造業開放和服務業開放并重，特別是要加大服務領域的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