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有位私人老板買了一大片荒地，當中還有魚塘。可他既不開發，又不養殖，只是閑置。為什么？答案很有趣：他經營的采石場就在那片荒地旁邊。他把荒地買下來，是為了防止別人建造住宅后誘發“噪聲”的糾紛。當然，他購買荒地的價格，實際上是由購買石材的最終消費者支付的。
    這說明，污染問題本身并非很復雜。一方面，人類的生產活動肯定會對環境造成污染，而這種污染可能是無法逆轉的；但另一方面，如果停止生產活動，那么人們的生活水平就會下降，而人生命的流逝，本身也是不可逆轉的。因此，恰當的問題不是“是否應該停止污染”，而是“如何在保護環境和改善生活之間取得平衡”。
    在這個采石場的例子中，只要周邊資源的產權有清晰的界定，即法律規定了污染者要承擔起侵權責任，那么污染者就得作出選擇：要么停止業務，要么改造設備以減少污染，要么對受損害者提供補償，要么把周邊的產權都買下來，從而“內化”生產過程產生的“外部負作用”。值得指出的是，在這個決策過程中，實際上是石材的消費者與潛在的住宅居民在通過競價來爭奪這塊荒地的用途。換言之，如果當地房地產的價格足夠高，那采石場就不得不減產甚至停工，而那塊荒地就會用來蓋房。
    這種“產權界定兼內化外部作用”的對策非常漂亮，能解決諸如噪聲污染、森林消失和物種滅絕等范圍可控的環境和生態問題。問題是，隨著污染的范圍擴大，比如受污染的河流從一個省流到另一個省，受污染的大氣從一個國家飄到另一個國家，“產權加市場”的對策就會逐漸失效，這不僅是因為人們再也無法清晰地界定產權，而且也是由于省際、國際甚至洲際的糾紛不可能用一個價格來擺平的緣故。
    目前備受矚目的“低碳減排”爭議，恰恰就處于這樣的情景之中。假如人類因生產和生活制造的二氧化碳排放確實是全球變暖趨勢的直接原因，那么某些法律經濟學者提出的純市場化的解決方案，就不可能解決這種涉及全球的污染問題。根本原因有二。其一，只有一個地球，不可能像“內化”噪聲那樣“內化”全球的污染，不可能讓生產者把地球全買下來，讓人類搬到另外一個星球去居住。其二，我們的子孫后代還未出生，所以無法與我們進行談判和競價，我們也就無從知道適當的污染程度應該是怎樣的。
    然而，我們要馬上補充，市場不能解決“低碳”問題，并不意味著政府管制就可以解決。管制者同樣無法確定“度”在哪里。結果是，不論“低碳減排”和“保護環境”等遠大的人類目標是否合理和能否實現，“低碳”首先變成了個人和團體牟利的工具，變成了競爭的企業之間提高對方生產成本的理由，變成了國家與國家之間政治較量的籌碼。
    更重要的是，“低碳”問題即使在科學和事實層面，也同樣不乏爭議。首先，大氣中二氧化碳增加和全球變暖之間究竟有沒有因果關系，有的話其方向是怎樣的，究竟是升溫導致二氧化碳增加，還是二氧化碳增加導致了升溫，這些問題仍缺乏共識。其次，與其他大自然的作用力相比，人類因生產和生活方式改變而新增的碳排放，對“全球變暖”的邊際推動作用究竟有多大，也無法確定。再次，人類造成的其他污染，如硫的排放，會造成氣候的變冷，從而與二氧化碳的效果相抵消，這一點也未被充分重視和定量研究。最后，地球的歷史至少是以百萬年為單位的，而用以支持“全球變暖”的觀察數據，跨度不超過百年，所以“全球變暖是總體趨勢而非瞬間偶然”的結論，仍缺乏統計學上的說服力。
    易鵬先生的《低碳真相》是部重要的著作。它對上述問題作了全面梳理，集翔實的背景、活脫的插曲、公允的比較和務實的建議于一身，對“低碳”及其“中國對策”感興趣的讀者不應錯過。

（北京大學法律經濟學研究中心聯席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