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趨勢上看，人民幣匯率參照一攬子貨幣波動的跡象較為明顯，2011年一攬子貨幣的透明度或將有所提高。
　　
　　2010年各國匯率問題博弈的焦點是全球經濟復蘇的不均衡以及應由誰來承擔全球結構調整的成本。一方面，發達國家希望新興市場貨幣升值，由此可以增加發達國家的出口和降低失業率，從而推動經濟復蘇；但另一方面，新興市場經濟則擔心，本幣升值有損本國出口和經濟復蘇的動力。據于同樣的理由，新興市場經濟也不希望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的貨幣貶值過快，除有損其經濟復蘇外，美元貶值還會影響新興市場經濟體龐大的美元儲備。
　　因此，美聯儲再次啟動定量寬松政策(QE2)，在匯率之外開辟了第二戰場，希望通過定量寬松的方式制造美元通脹和貶值的預期，推動經濟復蘇，但此舉引發了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反彈和反制。這種希望以全球匯率重估來推動結構調整的道路將是漫長而曲折的。
　　現在看來，以歐元區為代表的財政緊縮很可能是赤字國家調整內部經濟結構的一個重要途徑，但這必然帶來經濟放緩。以新興市場經濟為代表的盈余國家固然可以通過穩定匯率暫時緩解調整的壓力，但當發達國家開始調整之后，未來的結構調整仍然難以避免。
　　視線回到中國。自2010年6月二次匯改以來，人民幣升值與美元指數DXY呈明顯的負相關關系，即美元相對于主要發達國家的貨幣貶值，人民幣相對于美元的升值就會加快。從趨勢上看，人民幣匯率參照一攬子貨幣波動的跡象較為明顯，2011年一攬子貨幣的透明度或將有所提高。
　　“十二五”規劃建議中首次強調“發揮進口對宏觀經濟平衡和結構調整的重要作用，促進貿易收支基本平衡”，顯示未來中國對人民幣升值的容忍程度將會有所提高。2011年人民幣升值或面臨三大壓力：國內通脹水平上升、美元的可能貶值以及大宗商品價格上升。大宗商品價格上升可能是美元貶值的結果，也可能是美國經濟復蘇好于預期的結果，而大宗商品價格的提高帶來國內進口通脹壓力的升高。幾個因素綜合作用，2011年人民幣相對于美元的升值幅度很可能處在3%至5%的上限左右。